年輕時的彭東尼 3
年輕時的彭東尼 4
年輕時的彭東尼 5
年輕時的彭東尼 6
年輕時的彭東尼 7
踏入暮年的彭東尼 2
年輕時的彭東尼 4
年輕時的彭東尼 5
年輕時的彭東尼 6
年輕時的彭東尼 7
踏入暮年的彭東尼 1
踏入暮年的彭東尼 2
當工業大臣時的彭東尼(左)與當時的首相威爾信 (右)
英國工黨前黨主席 (這裡需要作個說明,根據英國的政治慣例,一個政黨的主席不是黨的實際最高領導人,他更像是黨的大管家,名譽上的領袖,黨的真正的領導者是黨魁,一旦黨贏得大選,將會是黨魁,不是黨主席,成為首相; 90年代初彭定康 ( Chris Pattern) 是保守黨黨的主席,但馬卓安 ( John Majors) 才是黨魁,因此當保守黨贏得大選後,馬卓安出任首相), 左派政治掌門人彭東尼(Tony Benn)於今年3月14日因病離世,享年88歲。 彭東尼的葬禮在2014年3月27日在西敏寺聖瑪格麗特教堂 ( St. Margaret Church, Westminster) 舉行, 參加葬禮的吊詰者大都是近親好友, 一代政治家隨即歸葬於家鄉埃塞克斯 (Essex), 長眠於其妻子的墓旁. 相對於同年代政治人物戴卓爾夫人 ( Mrs Margaret Thatcher) 的極盡榮哀, 彭東尼的葬禮顯得有點蕭瑟, 但我相信他在天之靈不會怎樣介意, 或許他根本不在意/希罕隆重的葬禮, 反正他做了大半輩子的反對派, 慣於我行我素, 被人責難, 漫罵, 又何在乎於一點身前死後名? 彭東尼的死信在他逝世當日曾成為英國各大報章的頭條新聞, 畢竟他曾是英國政壇的重量級人物, 然而香港新聞媒體對他的報導卻寥寥可數, 即使有亦十分簡潔, 語焉不詳. 我明白對香港人來說, 彭東尼這個名字頗為陌生, 他既從未當過首相, 也不是八十年代負責中英談判的官員, 香港人又怎會認識他? 但彭東尼畢竟是英國最傑出、最具爭議性的國會議員之一,他同時亦是個影響深遠的政治家、政論家以及社會運動家。 你若問我誰是我最敬重的現代英國政治人物, 除了戴卓爾夫人外, 便要數彭東尼了. 這中間其實有一段頗為曲折的淵源; 我七十年代末往英國唸書, 剛好碰上1978-79年的英國Winter of Discontent運動, 期間工會要求大幅加薪,而工黨政府在首相卡拉漢 ( James Callaghan) 的領導下則全力控制通脹,並強制將加薪幅度保持在5%以下,雙方各自堅持不下, 引至廣泛的罷工, 其中倫敦清潔工人罷工令倫敦變成垃圾城市, 臭氣熏天. 這場大罷工使工黨元氣大傷, 支持度大幅插水, 亦直接使保守黨於1979年贏得大選, 把戴卓爾夫人捧上首相的寶座. 這次Winter of Discontent運動可說是英國工會(傳統左派勢力) 自掘墳墓; 由於大罷工讓很多英國人生活大受影響, 經濟也受到嚴重的打擊, 從而對工會操控政局深惡痛絕, 因此支持戴卓爾夫人整頓工會, 實行小政府, 出售國有企業, 削減福利政策, 而戴卓爾主義亦由此而衍生. 話題扯得太遠了, 我初抵英國時很驚訝於她的破落和因循守舊, 安頓下來對國情有較深入的暸解後, 才知道工會誤國, 已達到天怒人怨的地步, 末流所及連帶對左派代表人物如 Tony Benn, Arthur Scargill (英國工會和政黨領導人, 1981年至2000年領導全國礦工工會), Ken Livingstone (英國左翼政治家, 有 Red Ken 的稱號,1981年至1986年任大倫敦議會領袖, 並以與中央政府對抗, 長期龐大開支見稱) 都沒有好感. 然而世事往往出人意料, 幾年下來不斷在各傳媒如電視, 報紙中看到他們的蹤跡和讀到他們的文章, 這才發覺這班左派大師與我心目中 ” 左派人士” 的形象大不相同. 他們的主張有節有理, 所持觀點見解都切中時弊, 鞭辟入里, 絕非憑空想象. 其中以彭東尼的雄辯滔滔最能打動我的心; 除了在電視和報紙專欄外, 有一次他來我就讀的大學演講, 我恭逢其會在座聽講, 對他時而旁征博引, 時而談笑風生, 又不失儒雅的風格, 留下深刻印象. 自此以後我便多加留意他的生平和從政之路, 這才發覺他真的不是個普通的政客, 而是個有理想, 有內涵的政治家. 今日遽聞他離世, 內心不禁有點戚戚然, 遂厚著面皮提筆塗鴉, 向各位介紹/評論一下這位左派大宗師.
彭東尼雖然是個死硬的左派, 但其實他來自纓簪世家 (套用周恩來總理的調侃語 “我們都背叛了自己的出身”). 他於1925年4月3日生於倫敦, 彭東尼的父親彭威廉 ( William Wedgwood Benn) 是自由黨黨員, 1906年成為國會議員, 1928年改投工黨,並於1929年被任命為印度國務卿, 1942年他晉身上議院, 被頒授Stansgate子爵的勳銜. 他也曾在二戰時的聯合政府擔任部長。 彭東尼的母親瑪嘉烈韋活 (Margaret Wedgwood Benn , 娘家姓Holmes) 是一位神學家,女權主義者和公理聯合會的創始人。 1925年她因為倡導婦女可以進行按手禮而被坎特伯雷大主教Randall Davidson訓斥。 彭東尼母親的神學和自由觀對他日後的政治哲學產生深遠的影響,她教導彭東尼說聖經其實是一本先知和國王之間的鬥爭史,他應該憑正義支持先知對抗君王, 國王雖然手握權力,但先知則手執正義。 彭東尼的兩位祖父也是自由黨的黨員和國會議員; 他的祖父John Benn是一位男爵, 成功的政治家,以及出版公司的老板. 他的外祖父Daniel Holmes則是代表蘇格蘭格拉斯哥的國會議員. 彭東尼與當代政治人物的接觸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 他5歲的時已見過Ramsay MacDonald (1924年1月至11月出任英國首相兼外務大臣,1929年6月至1935年6月第二度出任首相) , 6歲的時候當他的父親是印度國務卿時遇到了聖雄甘地, 12歲的時候則踫上David Lloyd George (英國自由黨政治家,在1916年至1922年間領導戰時內閣,在1926年至1931年間擔任自由黨黨魁)。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彭東尼入伍成為地方防衛志願軍,他在2009年的一次演講中說:“當時若有需要, 我可能會用刺刀,步槍,左輪手槍或者手榴彈殺死德國士兵,請問是個自由戰士還是恐怖分子? “ 這一番話揭示了彭東尼對恐怖主義的詮釋和看法. 1943年7月彭東尼加入皇家空軍並官至少尉, 尋且被派往南非和羅得西亞駐守. 二戰結束後彭東尼考進牛津大學讀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並當選為牛津聯盟主席. 彭東尼與卡羅琳•狄金 (Caroline Middleton DeCamp) 於1949年結婚, 他倆可說是一見鍾情, 彭東尼和卡羅琳相識短短9天後即向她求婚. 這中間有段小插曲; 他在牛津市一間公園的長凳向Caroline求婚, 婚後他向牛津市議會買下這張長凳,並安裝在他們Holland Park 的家中; 想不到錚錚硬漢亦有如此羅曼蒂克的一面. 彭東尼和Caroline共育有四個孩子和十個孫子。 Caroline的職業是個教育家, 於2000年因癌症去世. 值得一提的是彭東尼的孩子們在政壇上頗為活躍。 長子Stephen 是1986年至1990年內倫敦教育局的民選議員, 二子Hilary在1999年成功為工黨嬴得利茲市 (Leeds City) 的議席, 並在工黨政府出任國際發展大臣 (2003年-2007年) ,其後轉任環境,食品和鄉郊事務大臣 (直到2010年). Benn家族三代都是內閣成員,以中國人的說法可謂功勛世家了.
二次世界大戰後彭東尼擔任過BBC電台製作人。 1950年11月他在毫無心理準備下被選中接替Stafford Cripps (因健康欠佳而退休) , 代表工黨出戰Bristol South East補選, 並贏得了席位. 他當選議員時年僅25歲, 是當時最年輕的國會議員. 1950年代彭東尼的政治主張只是中間偏左,與當時激進的左翼組織沒有甚麼聯繫.
彭東尼最為人熟悉的政治運動之一便是爵位改革. 彭東尼的父親1942年成為Stansgate子爵,當時的英國首相丘吉爾 ( Sir Winston Churchill) 動議增加上議院的人數, 以便加重上議院的政治能量; 其時Stansgate子爵的勳位本來打算由彭東尼的哥哥Michael Benn承繼, 然而Michael 卻戰死沙場, 如此彭東尼便順理成章地成為爵位的繼承人。 他多次嘗試放棄繼承權, 但都徒勞無功。 1960年11月彭東尼的父親離世,彭東尼自動成為Stansgate子爵,並因此被禁出席下議院的會議 (英國法例不容許同一人兼任上, 下議會議員)。 其時的下議院議長Sir Harry Hylton-Foster禁止他在下議院發言. 儘管他的議員資格被取消,他參加自已選區的補選並於1961年 4月再次當選。 選舉法庭認為,選民們應該知道彭東尼被取消資格,並宣布由得票第二多的保守黨候選人 Malcolm St Clair獲得議席. 彭東尼當然不服氣 繼續他的議會外的抗爭,最後逼使保守黨政府同意改革議會選舉法,允許放棄爵位. 1963年7月31日條例剛成為法律當日,彭東尼率先放棄他的爵位,而Malcolm St Clair則履行他在競選所作出的承諾, 主動取消議員資格 (因為英國法例不容許直接辭去議員職務) 。 彭東尼贏得補選, 1963年8月重返下議院。
1964年的英國由工黨執政, 其時的首相哈羅德•威爾遜 (Harold Wilson) 任命彭東尼為郵政大臣,任內他見證了郵政局大樓 (當時英國的最高建築物) 的落成開幕,郵政車和郵政銀行( Giro Bank) 投入服務。 即使在60年代, 他反皇室的作風已然漸見端倪, 他建議發行沒有女皇頭像的郵票,但遭到了女皇的反對, 最後女皇頭像被縮細到一個小小的輪廓剪影,這個設計格式今天仍沿用在紀念郵票上。 另外彭東尼也促成政府立例禁止離岸廣播電台在國際水域廣播, 因為這些廣播有可能干擾船隻的緊急無電求救信號. 彭東尼其後晉升為技術部大臣,期間他負責和諧客機的發展, 政府工業合理化,和促成幾間汽車公司合併為英國利蘭 (British Leyland) 等項目。 1970年工黨在大選中輸給愛德華•希思 (Edward Heath) 領導的保守黨,Heath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彭東尼則推動以公投方式決定英國是否應該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 影子內閣在1972年3月29日投票支持公投動議,此舉使羅伊•詹金斯 (Roy Jenkins, 工黨右翼領袖 ) 辭去工黨副領袖的職位, 抗議影子內閣的決定。
1974年工黨重新執政, 彭東尼被委任為工業大臣. 他增加了國有企業員工的薪酬,並為工人提供更好的工作條件,如1974年通過的健康及安全工作法,使工人工作更有保障. 另外他又成立工人合作社,並鼓勵和改革瀕危行業,最著名的例子是在Coventry,政府的支持使Triumph摩托車生存到1983年. 1975年他被任命為能源大臣,曾企圖策動退出歐洲共同體(共同市場)公投不遂。 彭東尼從不掩飾他對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厭惡; 他認為歐洲經濟共同體太官僚, 太集中, 太以德國為主。 在他眼裡所有共同市場國家,除了英國外已被德國佔領 (這中間有著二次大戰的仇恨情意結).
1976年3月威爾遜辭去工黨黨魁之位, 黨領袖之爭的第一輪投票彭東尼以11.8 %排在第四位, 他退出第二輪投票, 並支持米高. 富特 ( Michael Foot, 工黨內著名的左派理論家, 80年代初成為工黨黨魁) ; 但黨領袖之戰最終由詹士•卡拉漢(James Callaghan) 勝出。 卡拉漢繼續任命彭東尼為能源大臣。 1976年英國發生英鎊危機,財政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 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求救, 應承削減福利來平衡國家開支,彭東尼公開一份20年代Ramsay MacDonald出任英國首相期間的內閣會議記錄,工黨內閣為了從美國取得貸款而削減失業福利. 他指出這個決定最終導致1931年的工黨分裂,Ramsay MacDonald與他的盟友和保守黨以及自由黨組成國民政府。 卡拉漢接納彭東尼提出的“另類經濟戰略”,所謂另類經濟戰略, 其實指一個自給自足減低依賴外來借貸的經濟體系, 但這個改變姿勢多於實際, 對改善江河日下的經濟無甚裨助.
到了70年代末,彭東尼的政治思想已越益左傾, 隱隱然成為工黨左翼的領袖。 他這種政治轉向其實來自他在1964年至1970年期間作為內閣部長的經驗。 彭東尼總結他向左轉的理由為, 真正的左翼政府才可以防止以下的流弊:( 1 ) 公務員阻撓民選政府的政策和決定 ; (2) 工黨的黨章讓權力過份集中在黨魁手上; (3) 工業家和銀行家利用經濟壓力去勒索工黨政府 ;以及 (4) 媒體的力量; 媒體就像中世紀教會,確保報導和評論都是站在工業家和銀行家那一邊. 彭東尼的看法是:” 與此相比,工黨政府由工會所承受的壓力是微不足道的。 這個情況在1976年工黨政府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救時被強迫削減公共開支一事中可以引證得到。 這個教訓讓我看清楚, 英國是只是表面由民選議員管治, 事實上政黨輪替只是管理團隊的定期變化, 本質根本沒有改變。英國人需要是真正的憲制改革” 。 彭東尼的政治理念包括發展工會制度,必要時實施計劃經濟以確保國家競爭力,加強工黨黨內民主等; 他的主張被對手形容為, 若彭東尼領導的工黨政府勝出, 英國將實施類似東歐式的社會主義. 70年代末彭東尼在工黨內的聲望如日中天:1978年工黨大會代表的一項調查顯示,大部份黨員支持彭東尼領導工黨, 以及Bennite (以他的姓氏衍生的名詞,指激進左翼立場的人士) 的政策。
在北愛爾蘭政策方面, 他公開支持新芬黨和愛爾蘭的統一. 2005年他建議新芬黨 (Sinn Fein) 領袖放棄其長期以來的缺席主義( abstentionism, 即參加選舉,贏得席位後卻又拒絕承擔任何作為議員的責任)。 然而新芬黨並不領情, 他們認為,這樣做即變相承認英國在北愛爾蘭的合法性,而新芬黨的黨章不容許其成員加入任何英國的建制機構。
1980年工黨剛在大選中輸予戴卓爾夫人領導的保守派黨,,黨魁卡拉漢辭職, 米高. 富特 ( Michael Foot)被選為繼任人. 彭東尼在工黨大會中發表演說,概述了他構想中未來工黨政府的藍圖 “工黨政府施應該將產業國有化,控制資本和實施產業民主; 並從布魯塞爾 (即歐盟) 取回自主權,廢除上議院, 取消爵位” 。 彭東尼的演講嬴得如雷掌聲。
1981年,他與丹尼斯•希利 (Denis Hailey) 角逐工黨副領袖之位,即使黨魁米高. 富特 ( Michael Foot) 出面勸阻, 希望他以大局為重, 看在保持黨的團結性的份上退選, 他都不為所動。 彭東尼所持的理由是,他的決定是堅持原則,與個人無關. 這次選舉最終是希利以1 %極些微票數僅勝, 原因是幾個溫和派的左翼國會議員,包括尼爾•金諾克 (Neil Kinnock, 後來成為黨魁) 投棄權票所致, 而一如所料, 彭東尼和希利之戰引發了工黨的進一步分裂.
阿根廷1982年4月入侵福克蘭群島 ( Falkland Island) 觸發福克蘭戰爭. 彭東尼認為,爭議應該由聯合國來解決,英國政府不應該派特遣部隊往赴福克蘭與阿根廷開戰 (雖然特遣部隊很快就奪回島嶼)。 在下議院隨後的辯論中,彭東尼要求戴卓爾夫人全面交待“在這個悲慘和不必要的戰爭中所損失的生命,設備和資金” , 這個要求當然被拒絕.
1983年彭東尼的原有的選區布里斯托東南 (Bristol South East constituency) 因為重新劃界而被取消, 他在新選區布里斯托南 (Bristol South constituency) 的黨代表初選中輸給了Michael Cocks。 他最後決定出戰布里斯托東選區(Bristol East constituency),竟輸給了保守黨候選人喬納森•賽義德 (Jonathan Sayeed), 這當然是個出人意表的結果。猶幸他於1984年3月切斯特菲爾德 (Chesterfield) 補選中奪回議員席位。 其間工黨領導層已然更替,米高. 富特 ( Michael Foot) 在1983年6月換屆選舉後下台,尼爾•金諾克 (Neil Kinnock) 則成為新的黨魁.
1984-85年英國發生全國性礦工罷工, 彭東尼是礦工領袖亞瑟. 史卡高 (Arthur Scargill) 的長期盟友和支持者。 然而,部分礦工對彭東尼頗有不滿, 他們認為彭東尼1977年所倡導的行業改革其實為礦工造成很多的問題; 首先,行業改革政策擴大不同地區礦工的工資差異, 導至不同地區的礦工之間的不信任; 其次,混亂的表決制度使礦工們無所適從, 加上當時戴卓爾夫人剛率領英國打勝福克蘭戰役, 聲望甚隆, 遂放膽以嚴厲手段對付罷工的礦工. 礦工於1985年3月承認失敗,並結束了他們的罷工. 為了保護礦工, 彭東尼向下議院提交 ” 大赦礦工(一般赦免)條例草案”,特赦在罷工期間被監禁的所有的礦工。 條例包括兩名被判謀殺大衛威爾基 (David Wilkie) 罪成的男子(後來改判為誤殺). 威爾基是一名的士司機, 因接載不願罷工而上班的礦工被殺。
1987年工黨連續第三次大選敗於保守黨, 翌年彭東尼挑戰金諾克的黨魁地位失敗。 1989年5月起他在第四頻道電視主持一個深宵清談夜節目 (After Dark)。 在海灣戰爭期間,他曾往訪問巴格達,試圖說服薩達姆釋放被抓獲的人質。
1990年,他提出了“戴卓爾(全球廢除)條例草案” ,他說“英國政壇必須扭轉她的政策和改變她的領導人,腐爛的價值觀充斥著英國的政治舞台,過去10年英國受盡右翼資本主義思想荼毒,需要時間來復元“ . 1991年,工黨仍處於反對黨的地位,他向下議院提交英國聯邦議案,建議廢除君主制, 推動英國成為一個“民主,聯邦和世俗共同體”。直到他2001年退休前,彭東尼未間斷過提交這個議案,但從未湊夠支持票進入二讀階段.
在他的退休前的幾個月,彭東尼與尼基•亞當斯 (Niki Adams,女權運動家)以及一班法律和移民的專業人士聯署了一封信, 並於2001年2月22日在衛報 ( The Guardian) 發表, 抗議警方在倫敦中心蘇豪區突擊搜查50多個妓院的事件。 信中寫道:”我們譴責上週警察在蘇豪區突擊搜查工作中的婦女, 這是嚴重侵犯人權和她們的法律權利. 警方以“保護”婦女免受拐賣之名拘捕大約40名婦女,並將部份驅逐出境。 如果這些婦女真的被拐賣, 他們應該受到保護,而不是被懲罰, 被驅逐出境. 政府正試圖以賣淫為罪名使驅逐她們出境的行動合理化。於此我們不會袖手旁觀” 。彭東尼的人道主義及為弱小社群抱打不平的性格於此可見一斑.
彭東尼沒有參加2001年的換屆選舉; 他解釋說,他是想“離開議會,以便花更多時間在政治上” . 彭東尼是繼前首相希思後,議長予以非國會議員而能夠繼續使用議員圖書館和公共休息室的特權。 他退休後不久,即接受了停止戰爭聯盟 (Stop the War Coalition) 的邀請成為其主席, 並成為英國反對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的領軍人物, 他曾於2003年2月,往訪巴格達與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見面。
彭東尼的反戰立場十分鮮明, 2003年2月停止戰爭聯盟在倫敦組織抗議游行,警察宣稱這是英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組織者估計有近百萬人參加。 在2004年和2008年,他兩度再次當選停止戰爭聯盟的主席。
彭東尼也曾嘗試舞台表演,並與民間歌手羅伊•貝利 (Roy Bailey) 搭檔演雙人騷。 2003年,他與貝利的表演被BBC電台民歌獎評為“最佳現場演出”。 2003年10月,他應邀成為英國航空公司和諧客機最後一班從紐約飛到倫敦的乘客 (這是因為60年代他任技術部大臣期間, 曾負責和諧客機的發展).
退休後的彭東尼對政治仍是念念不忘. 2005年6月21日他為第五頻道電視主持一個節目 “改變世界的大思路” (Big Idea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當中他提出的左翼民主觀是權力的主宰力量必須 ”從錢包主導轉移到票箱主導”。他認為,傳統的社會民主價值觀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正受到重大的威脅,強大的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歐洲委員會均未經選舉產生,不需對那些每天受它們影響的人負責。
2005年9月27日,彭東尼在布萊頓 (Brighton) 的工黨大會期間心臟病發, 被送往皇家蘇塞克斯縣醫院 (Royal Sussex County Hospital)。他隨後裝了個人工心臟起搏器,以幫助調節心跳。 心臟病阻擋不了彭東尼的反戰心, 2006年9月他參加了曼徹斯特 (Manchester) 的”是時候撤軍了” (Time to Go) 示威, 向貝理雅 ( Tony Blair) 的工黨政府施壓, 希望他從伊拉克撤軍, 停止攻擊伊朗, 並不要用新系統取代三叉戟導彈和潛艇, 他尋且在游行後向示威者講話. 在2007年,他在米高.•摩亞 (Michael Moore) 的電影Sicko中大談民主,社會責任和醫療保健.
彭東尼在英國的知名度其實歷久不衰. 2006年新政治家治雜誌“我們的時代英雄”的名單中, 彭東尼得票率排在第十二名, 而BBC2每日政治程序在2007年1月的一項“誰是你心目中的政治英雄”民意調查中, 彭東尼以38 % ,擊敗戴卓爾夫人 的35 % ,排名第一.
即使已年過80, 但彭東尼仍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在2007年的工黨領導人選舉中,彭東尼支持左翼國會議員約翰•麥克唐納 (John McDonnell), 結果以失敗告終。 2007年9月,彭東尼呼籲政府舉行歐盟改革條約公投。 2007年10月,彭東尼年屆82歲,換屆選舉即將舉行,據報導,彭東尼本有意參選, 並已寫信給其身處的肯辛頓和切爾西選區 (Kensington and Chelsea Constituency )工黨本部, 報名為準候選人. 然而,2007年選舉推遲,選區隨後被取消, 彭東尼的復出計劃遂化成泡影.
在停止戰爭聯盟2009年大會上,他形容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為“帝國主義戰爭 ” ,並討論到 ”美國和盟軍部隊被伊拉克或外國武裝分子殺害,質疑他們是否配得上自由戰士的稱號” 這個敏感議題. 有人問他對 ”伊斯蘭極端主義” 的看法, 他的回答可不是一般政治人物四平八穩式的應對,也許彭東尼在中東問題的立場最能反映他的政治信念; 在貝利雅和小布殊如膠似漆的當兒他敢於如此斬釘截鐵地和工黨政府唱反調, 不愧是一位很有勇氣與正義感的政治家。 彭東尼說道 : “我非常懷疑穆斯林極端主義這個概念。 如果你受到侵略,你當然有自衛的權利,而說伊拉克和阿富汗人在抵抗好戰的穆斯林極端分子侵略是一個天大的謊言. 伊拉克民眾不想被外來軍隊佔領,這是一種極端主義嗎? 我的意思是,假如英國被侵略,我們將會奮起抵抗。你可以說我是個恐怖份子,16歲的時候,為了阻止德國的入侵,我加入了防衛隊。 1941年時,我學習如何使用槍械、刺刀,手榴彈與機關槍。假如德軍真的佔領英國,我會抵抗。 假如我看到一位德國軍官與英國女士在餐廳用餐,我會丟個炸彈進去。 請問我是自由戰士還是恐怖分子? 因此我相當懷疑所謂穆斯林極端主義這個概念”。
2009年9月彭東尼接受在達特福德生活 (Dartford Living) 採訪時,批評政府推遲至大選後才發表伊拉克戰爭調查的結果,指出“人民可以按個人獨立思想去理解調查報告, 但政府刻意將報告推遲至大選後才發表有不可告人的政治考量。 政府有責任解釋它做過什麼事情,我不認為政府把真相告知大眾”. 他還指出 “地方政府被戴卓爾夫人勒死了,新工黨並沒有解放它們”。
彭東尼在2012年中風, 自此便長期住在醫院. 2013年6月22日他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廳舉行的人民議會會議中發表了講話, 這該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2014年3月14日彭東尼在家中離世, 享年88歲.
綜觀彭東尼的一生, 可謂毀譽參半. 他是個政壇異類, 一直受到主流政治的排擠. 排擠他的不限於保守黨和資本家( 右派媒體的評論都認為還好他的思想沒有實踐,不然英國將會有一場災難) , 連算是他同路人的工黨也不太接受/歡迎他的主張, 認為他的思想太左傾, 太激進, 會嚇跑較温和的中間路線的選民. 這個看法可從年輕時曾在彭東尼手下工作, 現任工黨黨魁文立彬(Ed Miliband)的寓貶於褒的悼詞中看到端倪 : “彭東尼身故意味著這個時代失去了一位標誌性人物, 雖然他的立場強硬得使他經常與黨相左,但彭東尼仍深受政界各派人士尊敬;因為彭東尼相信權力以及掌權的人,均須接受監督,這份信念堅定不移”。 我想工黨對他2009年9月批評政府推遲至大選後才發表伊拉克戰爭調查的結果一事仍然耿耿於懷. 事實上1997年上台的新工黨和七, 八十年代彭東尼最活躍時代的工黨是兩碼子的事了. 新工黨名為工黨, 但所施行的政策其實是戴卓爾主義的延續, 難怪有人說貝利雅比馬卓安更像是戴卓爾夫人的信徒, 在如此形勢下Bennite (姑且譯為彭東尼主義) 又那有容身之處?
我想彭東尼一生的幸與不幸都可說是最終無緣攀上首相的寶座, 一圓執政的美夢. 他做不成首相, 終他一生都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 把英國變成他心目中以社會主義為主的福利國家, 這在一個頂級的政治人物來說絕對是個遺憾, 那個從政者不想有朝一日手握大權, 可以一展自己治國的志向. 說不定能像戴卓爾夫人般, 在歷史的名牌上刻上自己的名字.
之所以說他幸而當不上首相, 是因為沒有作為在位者的束縛, 他可以恣意月旦時政和政治人物. 你若問我, 我相信這是上天賜予彭東尼的最好安排. 不是嗎? 在野之身可以用清白之軀, 站在道德高地指點江山, 這正見彭東尼最善長之處. 誰都知道一旦執政便如天使墜落人間, 遲早會失去光環 (奧巴馬競選口號 change, 現在看來是個大笑話). 彭東尼主張之左(高福利, 親工會, 脫歐, 廢皇室) 有目共睹, 倘若他能上台, 所推行的政策肯定會為英國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我雖然是彭東尼的粉絲, 但也不能不說實話. 觀乎卡拉漢已算是工黨內的右派, 但他仍被工會脅制, 以致攘成78至79年的 Winter of Discontent 災難 , 若當年的首相是彭東尼, 其後果將會更不堪設想. 現在彭東尼以國會議員, 重量級時事評論員之身炮轟政府, 尤其當戴卓爾夫人執政晚期時剛愎自用, 政策與民生脫節 (強行徵收人頭稅便是最好的例子) 之際, 彭東尼的批評便好像一帖高燒中的清涼劑, 讓人倍感 ” 舒泰”.
彭東尼是極少數進入建制架構 (即當過大臣) 後政治思想更激進的政治家 (一般而言出任過公職的人都會較老油條, 對人處事均會和稀泥. 彭東尼卻反其道而行, 退下來後非但火氣不減, 更加速他左轉的決心). 無可否應彭東尼是一個與眾不同的政治家, 他的所想所講未必都是 ”事之所宜”, 但他敢於做少數派, 忠於自己的信念和原則, 不因環境而搖擺. 彭東尼對原則的堅持與誠信超越絕大部份同期的政治人物。 在今日滾滾紅塵的政治大氣候下可謂鳳毛麟角, 是故值得尊重.
最後請容許我以彭東尼對監督權力的看法作結, 也算是對他的致敬: “ 如果有機會見到一位很有權力的人,你應該問他/她這四個問題:(1) 你有多大的權力? (2) 這個權力從哪裡來? (3) 你為誰的利益使用這個權力?(4) 我們有什麼辦法讓你下台?”.
哈哈!西環大佬,,騎騎,,典型港英餘孽咯,文中充滿對大筆裂顛“懷念”,對舊底事頭婆嘅政治人物“欣賞”,不過呢篇文真係夠料夠味道,想當年一到埗,呢度罷工,果度罷工,印象甚深!而家僑居嘅楓葉國,又係多工會同罷工
回覆刪除!
I admit I have had deep sentiments for England, just so happened that I spend my University days there and my foreign student experience really widen up my scope of vision. I suppose it is not related to the so call 港英餘孽 emotions and maudlin ( not that I want to defend I am not, it might not be a bad name after all). My interest in the England's politician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Hong Kong was an ex colony of England. Frankly I was rather disappointed by England's dilapidation and procrastination ( this impression still linger till the day I left). However, I sure do admire her politicians, it is fair to say that, no matter whether they are left or right, they do own very good quality and has high level of political sense. No wonder England is regarded as the mother of congressional politics. Anyway it must be said that some of the politicians do won my respect, and Tony Benn was one of them, that's how this Blog came into being~~
刪除好喜歡睇西環大佬嘅英文文字,證明係三島讀書時冇吞泡,文字用字修辭好“卡式”,有細佬嘅上海(其實係湖北,好懷念他,民國時名牌大學出身)恩師水平,好!講起港英餘葉,細佬厚面皮認㗎,成世人曾經幾次係好莊嚴嘅環境向舊事頭婆同交叉旗宣誓效忠。前文“絶對”係講下笑,冇一啲“正字”意思。細佬打左英國佬工唔少年,佢地好多嘢真係要學。
刪除I am really flattered, who am I to dare to compare to your mentor? The issue of 港英餘孽 is really two sides of a coin, on one hand it seem to be outdated ( and impractical) to stay clinging to the sentiments of British rules, however, seems like the colonial days ( sorry that I cant find a better phrase to describe the ex 97 HK) serves as a mirror that reflect everything we are experiencing today are cognitionally incompatible~~
刪除世界上英國係政治高手,無可否認No:1 .
回覆刪除相對現今香港政治人才廖廖可数,唔夠班.
家鄉真係完全“冇”正字人,(唔好用人才呢個詞。佢地冇人夠班)。唔知點解,個個可能細個睇得粤語殘片同翡翠劇場太多,不論男或女,分分秒秒,不分時間,地點,場合,事件都係兩個表情,一個係死老豆死老母咁苦口苦面,另一個就係俾人踏親條尾,青筋現晒,潑婦駡街咁,睇下大英,或者楓葉,人地都係好"詩文"咁,微微笑咁"插死"你,拮你幾刀仲要同你請講excuse me你痛唔痛呀!好奇怪,有幾個真係英國佬"酬"大嘅大狀同政務官新聞人正字人物,一的都學唔到,一味死老豆同牛頭角順嫂嬲全村人嘅表情,難明!
刪除很簡單,4個字可以解釋整件事情,淮橘為枳~~
刪除西環大佬唔好思,借你呢度講下時文, 關於警員救人反被糟質一事,細佬同FU哥呻下!果條涂乜伸垃圾局議員唔知為乜,一二十年同警察有仇咁,又馬上跳出嚟抽水,其實前線差人壓力好鬼大,佢又唔係同你有仇,而且香港警隊警例好鬼嚴,掂下枝槍都要寫餐死,明知惡哽,打份工咋,邊個會咁屎忽去扮西部牛仔或者007?打手打腳喎,你打俾我睇下?電光火石之間,棍同噴霧都"冇可能"發揮"瞬息萬變"救到個女人,警隊用嘅子彈唔同軍用嘅,殺傷力有限,而且未必即中要害,記得廿多卅年前港島天星碼頭一個台灣歹徒被截查,發生槍戰, 三名警員,射晒十八發子彈,而且全中,呢個歹徒尚未倒下,仲要還槍,幸好佢支曲尺爭珠,果三位前線差人先至逃過大難,家陣啲垃圾議員同垃圾新聞佬冇厘常識兼徧見兼抽水,,,,唉,當差真難,尤其家陣係香港做差人,,,,真係好,,,,慘,唉!
回覆刪除狗議員得把口,如果係佢俾人用鎅刀"杭"住,會唔會嚇到賴屎賴尿?仲會話警察使用不必要暴力?
刪除根據電視台及報章報導,我個人認為二名警察會無事.
刪除發生嚴重案件,要睇當時環境而定,不能隨意露械,
當然經驗和判斷力非常重要.
I suppose this is the necessary evil for the so called civilized and law abiding society. We cant get the best of both world,ie to curb the power of the police force, and to expect them to uphold law and order efficiently, or vice versa, there is always a price to pay for everything, and we are living in such a give and take situation everyday. The attitude of Tao is not worth discussing here, he is just a small political figure who is accustomed to criticize any event to win sound bite. As our net friend Ricky Lam remarked, its a matter of third party sarcastic comments~~
刪除其實警員都是普通人,學堂受訓跟實際相距好遠,有些人一世平安,做到食糧都冇事發生過係身上,但係有些係好惹事嘅,撞親都係難哽或危險,老差骨可能比新仔仲差如果新仔遇過多件案,咁佢就反應好過老差骨!
回覆刪除係現塲,唔係好似報紙佬同所謂議員或揸支咪係大氣電波吹水咁,一味"風涼",遇到呢件事,對方有利刀,而且情緒失控,個女子同女警已經跌到地上,呢千份一秒嘅决定,同埋自己會被刀斬到嘅危險,唔做過,唔知艱難,曾經有個一位"漏埗"差人遇到過有人呼救要去制止開片,真係"驚"到震㗎!果陣時仲未有小露寶,又得六發,,唔去唔得,果種驚係人嘅正常反應,,,請果啲得把口嘅人設身處地諗下喇!,,,,,,講返呢件嘢,當然要調查同睇番影帶,但係果位"議員"出身係律師,應知道英式法律係乜嘢,佢咁隨便亂嗡,公唔公平,對法律公唔公正!佢咁樣"抽水"即係佢嘅專業操守同道德好有問題,,,,
英國嘅法律制度同執業人,嘅操守,英國嘅政客,唔好講好似西環大佬介紹果位彭先生一般都唔會咁嘅表現,枉費佢係香港大學出身嘅!
西環大佬除咗介紹香港懷舊外,介紹下英國嘅人物同係英國經驗係會對網友有極大好處,西環大佬,,,加油,加油!
Although this blog is dedicated to the good old times of Hong Kong, however, I tried not to set a strict rule and ceiling here as to what topic should or should not be included here. After all, this is a personal blog with no particular agenda, I write whats on my mind at that particular moment when I pick up my pen ( or rather , the pen of the writing pad). As you can see from my 300 + blogs, the subjects cover a wide range of themes, nostalgic and reminiscent ones are of course the most prominent ones, however, I like to talk about people too, not only celebrities but also people I knew or I came across in some point of my life, whom have left a vestige in my mind. In retrospective, everyone carries a history, and if you enlarge this piece of history, it is a reflection of the era in which he or she live and reside. I reckon that I might want to write more about people in the future, may be bibliography of nobody but are hard evidence of the time past. People are trapped in history, and history is trapped in them., don’t they?
刪除西環大佬這篇懷念英國一位“擇善固執”的政客令小弟很感興趣而且有㸃興奮,還有濃濃的懷舊味兒,何解?原因是自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後,有份量的談文說藝,介紹哲人及學者,詩人,政治的雜誌及報纸,都受到社會重商及地產泛濫,還有教育制度改變急速消失,所以文史哲,人文,藝術的普及同大眾化普羅化失去了!想當年,文星,雜誌,中國學生周報,蕉風,文藝,今日世界,海洋文藝,七十年代,新生晚報,新晚,那時間的明報月刊,還有許多許多這類雜誌同友聯出版社等等,介紹很多西方及環宇文史哲社政經,讓小弟這些不通英語或英文不太好的人有機會接觸以上的東西,如今雖然如有興趣者可在網上隨便搜尋,但總覺有人帶領及介紹較好,英國文史哲社政經名家太多值得介紹,尤以二戰前後,有些好像離現今太遠,但其實好近,比如羅素,如今已無人提及,西環大佬想當時有不少這些東西,其實也算香江懷舊,因為這些也曾經影響過很多當時的“香港年青人”!
回覆刪除Recently the pass away of 羅孚 did struck my mind. He was not only an cultural icon and renowned journalists, more noticeable, he represented the awakening few who were immersed in the Communist Party’s doctrines and then awoke to live and work according to his own conscience. 羅孚 was the chief editor of 新晚報. In its hey days the 新晚報’s Supplement was like a bountiful feast, with eminent writers such as 蕭銅 to talk about the people and anecdote of the early republican days , and I believe 新晚報 was also the first newspaper that introduced 松本清張 to HK readers. As 新晚報 was an evening newspaper, readers can enjoy it after work with a relax mood. It was such a splendid and enchanting time, with no iphone and people used to live slowly, and treat everything earnestly. However, all these were overthrow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all leftist newspapers can only hold one single tone to serve political purposes. After Cultural Revolution subsided and Deng came into power, things seem set sail to the blue sea, however, a greater crisis awaited for him and he was sentenced to 10 years of jail for espionage charges. I always wonder, if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broke away with the leftist camp and set up a newspaper of his own, not only his fate will be totally different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his achievement as a journalist will be comparable to, if not surpass Louis Cha (查良镛), who set up Ming Pao. As an highbrow who love art, literature, history, philosophy , freedom is the crown jewel, by freedom I don’t just mean the freedom of the body, but also the freedom of one’s mind and the right to express ones will. 羅孚 was so very unfortunate that he was deprived of this right for a long time, but he was a stubborn man who stood firmly by his belief. He might lack the luck and insight of Louis Cha who enjoyed the privilege of expressing his views via Ming Pao, a newspaper that advocates English culture and spirit of humanities. Nevertheless, although he was lost for a considerable period of time, eventually he came to realize the truth, and was eternally set free. He won my ultimate respect and I hope he can now rest in real peace~~
刪除又係想當年,當年的報紙,副刊作者都是精英,抗日戰爭及內戰逃亡或移民來港以執筆找生活,對於文史哲,不理會紅色報的正字立塲跟一些報導跟論說,紅色報真係有不可多得的介紹,新晚及正午的葉靈鳯,曹聚仁等等,小弟得益匪淺,梁羽生武俠小說里的詞的介紹,使小弟及弟的兒時玩伴迷上了納蘭性德及他的詞,新生晚的十三妹,四方談,明報月刊的丁望,胡菊人,,,,,一切一切,有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但是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郤是百花齊放,反之現時,,,真的是文化沙漠了,前年起已經停止購買報紙了,明報從他創刊看了數十年,最後放棄了!很奇怪,現時"學者"或"傳媒"或"知識份子"受教育比以前多,往國外留學多,旅遊更多,可是無法跟六七年代那一輩(可能都全蹲在象牙塔內,不屑下凡),在很多地方閱讀到他們的文字,或在媒體看見聽見他們的發言,小弟可能程度不夠,或"代溝",二字曰"無趣"!還有對回歸後香港教育當局的所作所為,完全不明所以,取消必修中國歷史一事,小弟耿耿於懷!香江有一怪異問題,是一般人或大部份人對"執正體"跟國家民族分不清楚,瞭解自已"國家"(不是正權)跟自身民族是非常必要,可惜今時今日,"厭烏及屋",反對或厭惡當前執正者,連自己的根也無明的反及厭,可歎,,,,西環兄跟小弟在七十年代都曾體驗,民族自尊的可貴!到今時今日,世界還跟大同有夢
刪除想般距離,自身認同還是有必要!又是那一句,很高興也很祈望西環兄有時間有心情多介紹如此貼的東西!
又,想當年,大衛連等導演的電影,濃濃的英倫人文味道,真是令人迷醉,甚至笑片一梅,什麽禧春系列,大鼻佬那種倫敦東區及鄉間土佬的“不堪”夾雜英國佬普羅小人物的幽默,如今何在?彼得澳圖的瘋狂,大衛尼雲的執著,也是想當年,如今在電視新聞所見到的各類人的表現?香江一百五十年釀造的威士忌,一經露風,轉眼已成醋!這都是家鄉父老叔伯兄弟姐妹自己雙手打破酒桶,不要遷過或推御責任於“強秦”,大秦自身難保,那有時間去偷那充滿莎士比亞鄉稻草埋藏的好酒,都是自作孽而已!
回覆刪除Its funny that you should talk about the British culture in the olden days, I particularly admire England in the 1960s, which can be described as the colour-popping 60s. I sure hope you wont mind me using this comment column to talk about my reminisce of this by gone era, so lets talk about England at her best.
刪除Who kick-started the Sixties? Well, the artist Richard Hamilton might be one candidate, coining the term Pop Art and writing its first manifesto. He described pop art as “Popular; Transient; Expendable; Low Cost; Mass Produced; Young; Witty; Sexy; Gimmicky; Glamorous; and Big Business”. Hamilton was actually writing this in 1957, but eras have an awkward tendency to resist being tied to convenient dates. As a prescription for the revolution to come, his manifesto was pretty unbeatable.
The cultural explosion of the Sixties was a product of affluence and mass consumerism, a brief hysterical interlude in which youth reigned supreme, sex came out from under the covers, elitism and deference were held hostage and, for a fleeting moment, the whiff of cordite hung in the air.
Of course, the Beatles also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it.
I was 6, or 7 when the first Beatles single, Love Me Do, was released – a little young to realise that a revolution was in the offing, but not too young to be captured by the sheer exuberance of their music. It seems now that the Beatles mark a point in British history when the world turned from black and white into colour, and then into Day-Glo, that tilting point from post-war austerity to “you’ve never had it so good” affluence. Their provincialism, their jokey, unapologetically working-class manner, allied to musical genius, changed the face of what was socially and culturally acceptable at a stroke.
They were an explicit act of revolt against the barriers of age, class and the division between popular and high culture – a force that nobody could afford to ignore. “Serious” music critics deliberated on whether Lennon and McCartney were composers the equal of Mahler and Brahms; Harold Wilson pandered to popular taste by dolling out MBEs to the group. By 1966, the pop revolution, of which the Beatles were in the vanguard, had made London the cultural capital of the world – or at least the pop-cultural capital of the world, which for a while was the only culture that mattered. London was officially “The Swinging City” as Time magazine famously pronounced, the global hub of youthful creativity, hedonism and excitement. “In a decade dominated by youth, London has burst into bloom. It swings; it is the scene.” Well, yes, and no. Few Londoners, let alone Britons, were dancing at the Ad Lib or having their hair cut by Vidal Sassoon, “the man with the magic comb”, as Time had it.
Time was, anyway, a year or two too late. By 1966, the ripples of Swinging London were already a flood, sweeping through music, fashion and film, from Antonioni’s “Blow Up” – a painfully self-conscious study of Sixties hipness – to Clive Donner’s “Here We Go Round the Mulberry Bush” . A bittersweet confection about a teenager in the suburbs (filmed in the swinging purlieus of Stevenage) desperate to taste the fruits of the burgeoning sexual freedoms, Donner’s film perfectly captured the blithe innocence, and fabulous music, of the times – and actually made a deeper impression on me (call it identification) than Blow Up.
Richard Hamilton, meanwhile, would make his own ironic riposte to Swinging London, and the establishment’s revenge, with his painting Swingeing London, which showed Mick Jagger and the art-dealer Robert Fraser being driven away in handcuffs after the Jagger drugs trial of 1967~~
My comment was too long that I have to break it down into 2 parts, here are the second half:
刪除Music was always the medium through which all these cultural upheavals were filtered. The Who’s My Generation was a two-fingered salute to anyone who dared question the new tyranny of youth, while the group’s climactic destruction of their equipment was a direct homage to the “auto-destructive” art of Gustav Metzger.
The Theatre of the Absurd and the Theatre of Cruelty sought to break down the “hierarchical” barriers between performers and audience; to challenge bourgeois assumptions about such vital (for the time) questions as Britain’s support for America in the Vietnam War, and to test the limits of censorship – and, all too frequently, the audience’s patience.
What all these disparate events signalled was a challenge to “the System”, as the jargon of the day had it, that would become as political as it was cultural.
Jim Haynes is largely forgotten now, but he was an important architect of what became known as “the underground”. An expatriate American, in 1959 Haynes opened The Paperback in Edinburgh, the first bookshop in Britain to stock the writings of the American “Beat” authors and Henry Miller at a time when his books were banned under the obscenity laws.
Moving to London, he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in 1966 of IT, Britain’s first underground newspaper, and in the same year he established the Arts Lab in Drury Lane – London’s first space for the artistic “happenings” which so characterised the period. Its ideology, Haynes said, “was to never say the word ‘no’. And out of it, God knows what would happen, but whatever it was would be fun.” He might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underground as a whole.
Once again, the Beatles were in the vanguard. At the time of Sgt Pepper, even the Queen reportedly remarked that “the Beatles are getting a little strange these days”. Of course, it was to be short-lived. The underground fractured into political radicalism, drug-bound apathy and naked commercial ambition. True to Hamilton’s dictum, Pop’s counter-culture had become big business, revolt had become style. On September 1968, the “love rock” musical Hair opened in London – a day after the abolition of the Lord Chamberlain’s role as theatre censor. Hair was the first theatrical production to portray full-frontal nudity on a West End stage, the first rock musical, and certainly the first to include songs celebrating hashish, LSD and, as one song title succinctly put it, Sodomy. Outside the theatre, hippies – real ones – protested at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counter-culture.
Four months later, the Beatles gave their last public performance on the rooftop of Apple’s headquarters in Savile Row, London. Swinging London, and the revolution, was officially dead, and the Sixties with it. Har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ality wa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But nothing would ever be the same again~~
西環兄所講的人與事影響至今,弟在楓葉卑詩省,這些影響隨處可見,其好與不好已經不是簡單的二元了,不過一事是有一點諷刺的,就是打破傳統的,如今變了"古典"!
刪除喜歡西環兄的文字!也喜歡西環兄的心事!
唉!中年心事濃如酒~~
刪除隨著年齡日長, 社會近二三十年人情世故就跟科技一樣,瞬息萬變,當然有好,可是更壞的比比皆是,如,環境,食物,食水安全!
刪除六七十年代西方也好,東方也好,在戰後重建後期,一班"知識份子"在衣食稍足時, 有時間思索社會問題,而且當時舊社會秩序,生產,金融,商業系統亦不斷發現有不足及偏頗,二戰前夕,舊勢力各種迂腐至令納粹及軍國主義逞強逞兇,所以當時的年青人對權威蔑視,對經驗忽視,跟著就"自以為是",以為熱情跟幻想可以帶領一切,於是破舊熾熱,但是現實是,千年的經驗有些是血與汗跟泪取得,良莠自有不齊,但良者亦不少,無選擇的破,不論西方東方,其破壞力影響至今,可惜少數人能夠客觀面對現實,社會秩序與及人際交往,君子道德等等已難重組,弟在楓葉親身體會西方那一套,其實千瘡百孔,(很多人移民,極少留意當地社會,都是自我滿足於衣食住行,享受"社會主義"式的服務,世事于我何干,故此回鄉只吹噓"美好"的一面),弟之不停提出,替家鄉擔心,就是如此,盲目迷信任何一切,都會有極大風險跟危險!楓葉社會問題多得不得了,大秦裡面的各種不堪,其實楓葉一樣存在,不過她太幸運了,上帝眷顧,上天下地入水都是寶,資源之豐盛,難以想像,又因人口少,很多問題都放少了,又因天氣影響,一般土生土長都性格散漫,不太計較,所以表面來說,平和淡靜!
嘮叨一大片,主要是西環兄這幾段講述英倫人與事及社會,音樂人的事,其中他們的言與行,出發點是要社會公平點,一些舊情要破,有點兒現在家鄉所發生的,不過過往及現在的"痛苦經驗",家鄉父老有沒有高人能醍醐灌頂一下,老祖宗的"中庸"哲學,有時真是好的工具!
少時也偏激過,極端過,反叛過,跟神父課室互毆,跟老師不顧一切反對他的講課,年青時更甚,夜校臨會考時,在課堂要打校長,(所以失去讀師範機會~~奇怪,那時想當老師),可是隨著時間,隨著現實,更因最後以"孖屐亭"為生,反而"右"向了,其實真的,如今很多學者,政客,社會活動家,憤青就是缺少"孖屐亭"的鍛鍊及經驗,只懂"擇善固執",其實他們的"善"是否隱藏"核彈"?好心未必能成就好事!退一步海濶天空,說易難行!
説得好!(安兄有諒。恕狂妄,在下甚少讚人。)
回覆刪除作者已經移除這則留言。
刪除多謝,家陣真係好擔心家鄉!
刪除無得擔心嘅,要來的始終要來,自己做好防風措施,保護好自己才是正道。
回覆刪除To this, I like to quote this short poem from 冰心's 寄小讀者 - " 消受白蓮花世界,風來四面臥中央" , to ease you, as well as On John 兄's anxiety~~
刪除香江是我的家鄉,也是根,看見如此,痛且怕兼傷,咁講法,咁你又去移民?
刪除想當年,點解走去人地果度,一是所操行業,面臨淘汰,轉行不易,對本身立足生活擔心,二是受到客戶及朋友影響,希望生活空間多一啲,三是希望兩個孩子天空海闊一啲,四是立這山,望那山,總是那山風景特好!五是對當時某些人與物非常厭惡(唔係阿爺,阿爺其實邊得閒理你,自身難保)!但係結果係,,,,,,到處楊梅開一樣的花,到處烏鴉都係黑色嘅!年青人搵食同前途都"非常艱難,所以大仔跑回香港,細仔也曾回流(可惜頂不起租金,被迫返加),本身無一技之長,白白浪費了"黃金"二十多年,多年都找機會回流(一起移民的數家人全部回流,只餘下細佬)可惜蝸牛問題,無辦法解决!成日話家鄉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好多嘢係"非常"突出,但係從前幾年起,睇見家鄉有部份人與事,,,,,,係,,,,,,細佬真係好唔安樂也!!!
I can only conclude this with Judy Garland's famous saying in " Wizard of the Oz" ;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刪除Today, while I was at work, my sisdter stole my iphone and tedted to see iff it can survive a forty foot drop, just so she can be a youtube sensation. My iPad is now
回覆刪除destroyed annd shee has 83 views. I know thks is entireely off topic but I had to share it with someone!
my site; England and Scotland Info at Wiki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