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皇后大道東及軒尼詩道交界處的碉堡
上世紀初位於大佛口的大佛洋行(DAIBUTSU)
未拉直彎角前的電車路未正轉入軍器廠街的路口
40年代的灣仔大佛口
40年代的灣仔大佛口, 右上角可見到佛嘜
1941年的灣仔大佛, 白色的是機槍堡, 對面馬路是防空洞
1950年的灣仔軒尼詩道近軍器廠街（大佛口）．圖右為麗的呼聲大厦所在，右邊滿佈廣告的樓宇於１９６０年代拆卸，建成先施保險大廈．電車背後的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於１９９４年拆卸重建
熙信樓的前身麗的呼聲大厦
50年代的灣仔大佛口
50年代從軒尼詩道望向大佛口一帶
60年代從軒尼詩道望向大佛口一帶
70年代大佛口一帶
6,70年代從大佛口望向金鐘
60年代初的大佛口
70年代從金鐘道回望看大佛口
70年代末的大佛口, 可見拉直了的軒尼詩道電車路
70年代皇后大道東的防空洞
80年代從熙信樓望向循道衛理聯合教堂
灣仔在塡海以便興建灣仔碼頭
1968年的先施保險大廈
先施保險大廈1
先施保險大廈 2
先施保險大廈 3
2008年的先施保險大廈 1
2008年的先施保險大廈 2
2008年的先施保險大廈 3
2008年的先施保險大廈 4
2015年先施保險大廈已重建為Genarli Tower 1
2015年先施保險大廈已重建為Genarli Tower 2
2015年先施保險大廈已重建為Genarli Tower 3
2015年先施保險大廈已重建為Genarli Tower 4
位於Genarli Tower 前的矮花槽 1
位於Genarli Tower 前的矮花槽 2
位於皇后大道東的防空洞早已被填封 1
位於皇后大道東的防空洞早已被填封 2
位於皇后大道東的防空洞早已被填封 3
位於皇后大道東的防空洞早已被填封 4
位於皇后大道東的防空洞早已被填封 5
前幾天走過俗稱三角仔的軒尼詩道和皇后大道東交界處的路口，赫然發覺以前那個小休憩處不見了(記憶中那里有個長年流水的石雕板水池和兩張長櫈), 另建了個矮花槽, 附送幾個凸凹槽位供人坐下來休息. 更有甚者, 從前位於三角仔後面的先施保險大廈已然被拆卸, 取而代之的又是一座毫無性格的玻璃幕牆大樓. 這些演變近年來看得太多, 本來不足為怪, 但讓我感到有點依依不捨/不慣的是從前先施保險大廈對著金鐘那幅牆是個熱門的户外廣告點, 牆外經常掛上/漆上幾層高的廣告, 毎次坐車經過都會留意到, 而今大廈逝去, 玻璃幕牆式的辦公大樓當然不可以掛廣告條幅, 幾十年來”見慣見熟” 的地標忽爾消失, 心中竟泛起一絲不捨漣漪.
三角仔面積雖小, 但也不是毫無歷史的, 它位處大佛囗, 可謂是扼守著灣仔的要塞, 加上鄰近金鐘軍營, 二戰前英軍曾在此築建了個機槍堡, 又在對面馬路 (皇后大道東) 挖了幾個防空洞, 可見英軍視此處為戰略重地. 另外由於地點適中, 七, 八十年代不少電視劇都曾在此取景, 貪其夠潮夠方便. 俱往矣, 三角仔的大變身其實只是香港去舊換新的一個必然過程, 連觀塘裕民坊這末大面積的舊區也得翻身改建, 區區三角仔只能算是歷史洪流中的一顆微塵.
同場加映: 上文提到大佛囗, 可能很多年青朋友對這個名字/地位不甚了了, 我且在此略述一下大佛囗的歷史: 大佛口指港島近灣仔西與金鐘東之間的地方，即金鐘道與皇后大道東的岔路口、先施保險大廈 (現已重建為Genarli Tower) 一帶。 大佛口只是坊間的的俗稱，惟其名字的來源則眾說紛紜, 第一個說法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有間名為「大佛洋行」(DAIBUTSU) 的日資公司在莊士敦道口經營出入口貿易業務，店鋪的外牆懸有佛像，街坊們因此習慣稱此處為大佛口。 第二個說法是戰後韋氏家族在此地開設二天堂中藥行. 藥行以佛像為商標，並在大廈的外牆高懸佛像以作廣告，未聽過知大佛洋行的街坊便誤以為二天堂佛嘜是大佛口的起源。 嗣後二天堂藥廠的家族發言人韋基舜在報章上呈清 : 「大佛口名字源自戰前東洋佛，並非戰後二天堂佛嘜。」, 這才將「大佛口」名字的來源確定下來。
大佛口其實泛指軍器廠街、皇后大道東與軒尼詩道的三角地帶。 軍器廠街最初位於皇后大道東與軒尼詩道之間，即先施保險大厦, 1930年灣仔填海竣工後，軍器廠街才遷往現時位置。 先施保險大厦原址在開埠初期是東區街市，於上世紀初改建爲大佛洋行。 連接大佛洋行有多座樓宇，包括水手會館，這列樓房使電車經皇后大道東時被逼沿「Z」路綫，經過舊軍器廠街才轉入軒尼詩道。 1938年，當局拆卸這一列的數座樓宇，拉直彎角，電車才可由皇后大道東（現金鐘道）直接駛入軒尼詩道。 軍器廠街現時為警察總部，其東鄰曾經是「麗的呼聲」大厦，後改建為熙信樓, 熙信樓已然被拆卸, 地盤現正在重建中。
灣仔填海前軒尼詩道是海邊，有木商在此處堆置木材售賣。 大佛洋行的背後曾建有海軍食堂，名為「藍屋」。 法國教會在皇后大道東的附近建有不少設施，其後遷往銅鑼灣後，並將有關地段售予置地公司，置地在此開闢的兩條街道; 晏頓和蘭杜，即以兩位大班的姓氏命名。 大佛洋行旁俟近皇后大道東的山崗被俗稱為 「大佛山」，英軍於1940 年曾在此挖了幾個防空洞，以便日機轟炸時可藏身保命。
成哥是我相識了很久的老朋友, 他在英國開雜碎 (即中式外賣) 店, 最近决定退休, 結束了經營了三十多年的生意享受人生. 這兩三個星期他返港及國內探親, 我趁此機會和他吃了幾頓飯, 席間聽他訴說平生, 把自已幾十年來頗為曲折的人生娓娓道來, 感覺上真有點像電影情節般離奇. 實際上他的經歷便是典型上一代中國人為生活打拼的寫照, 聽著聽著忽發奇想, 要將他的故事整理並記載於此. 為方便起見, 我索興以第一人稱行文, 如此我可直接用他的語氣入文, 道出成哥的生平 (註: 成哥不是真名, 用假名是想保障成哥的私隱).
我五十年代初生於東莞坪州. 今天若要去坪州, 只需在羅湖乘坐一個鐘頭的小巴便可, 但當年坪州是窮鄉僻壤, 根本没有甚麽對外交通可言. 我父親在解放前是雞禽批發商, 向雞場收購活雞再轉售予雞販, 但其實所賺不多,偶爾還得在農忙時下田幫補家計. 然而由於他曾當過小商販, 解放後我家被評為富農, 屬黑五類份子, 如此便造就了我悲慘的童年. 我記得我唸小學的時候, 毎當我耍點小頑皮, 不論如何輕微 如上課時跟同學說說笑話, 老師必定會指罵我, 説: ”XX, 你出身成份不好, 肯定是你先引誘同學犯校規, 現在罸你XXX”. 那時候我心里面感到很是憤憤不平, 犯校規關我的出身成份甚麽事? 當然我不敢發作, 只是內心深感不满而己.
六十年代起國內生活越來越困難, 我大姐趁62年大逃亡潮跟同鄉去了香港, 事實上坪州很多人趁當時邊界守衛比較寬鬆的時機逃往香港, 致使留在鄉下的壯丁寥寥可數, 田野被棄置, 無人耕種. 另方面地方幹部為了要向上頭交差,不理老百姓的困苦, 把應上繳糧食的數量訂得很高, 一般老百姓上繳了糧食後根本無法維持基本的温飽, 加上一些去了香港的同鄉回來講述香港的情況, 讓我覺得香港直如天堂般美好, 至此我也萌生了逃港的念頭.
當然逃港不是 ” 話走就走” 的. 逃港前先要作一番準備, 譬如觀察地形, 計劃路線. 此外我是打算游水往香港, 所以在家鄉附近的河涌練了幾個月的游泳. 我是1972年10月初將逃港大計付諸實行. 當天我和三個同鄉抄荆棘叢生的山路, 白畫休息, 夜晚匍匐而行的從坪州花了三天徒步行到深圳的大梅沙, 途中我與同鄉們因為躲避公安的追捕而失散, 到了大梅沙只剩下我孓然一人. 我當然要等到晚上才敢下水, 至今那天晚上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 我抱著個小水泡在水中游了五, 六個鐘頭, 其間沒有一分鐘不是在提心吊膽, 怕被公安發現逮捕回大陸的. 我大約在拂曉時份泅扺吉澳. 我還仍記得雙腳掂到陸地時那種狂喜的感覺, 但同時也因體力消耗過度, 整個人癱坐在沙灘了好一陣子才能站起來繼續往前行.
我想吉澳是當年偷渡者上岸的熱門地點, 家戶戶都養有狗隻防偷渡者入屋偷竊, 只要走近民居便聽到吠聲四起, 讓我不敢進村. 幸好再往前走不遠有間農舍, 女屋主聽到狗吠聲開門, 她看到我一點也不驚訝 (大抵她見偷渡客見得太多了). 我向他畧述自己的情况, 她二話不說便拿了些隔夜飯餸給我充飢, 另外又送了件上衣給我禦寒敝體 (游水偷渡者都不穿上衣的, 因為穿衣服游水會增添阻力, 從而增加體力消耗, 所以我上岸時只穿著着一條底褲). 那個女人還指點我說我該向駐島水警自首, 如此我便可得到保護以及聯絡家人. 我在往碼頭途中踫見一位少女, 她不但不嫌棄我, 反而帶路陪我找到水警, 對這兩位好心的 ” 恩人”, 我至今仍心存感激.
看見水警, 我即坦言自己是個偷渡客, 那個水警問了我幾個簡單的問題後, 便把我關押在水警輪的倉底 (吉澳没有警署, 當然没有覊留室, 唯一可以關押偷渡客的地方便是水警輪的倉底). 如是者我等了半天, 直至黃昏時份才有大飛送我們 (那天有三個偷渡客比我更早上岸和自首, 所以困在倉底期間並不寂寞) 往大埔警署. 我對那天的晚餐還很有印象; 那是熱牛奶和麵包. 這些食物對我們來說比三星級米芝蓮大厨煮的大餐還要美味, 我還記得有個倉友說: “若外加一份報紙便十全十美了”. 哈哈, 他真想得美.
我們被拘留了三天, 其間又只是問了我幾個簡單的問題, 如老家在那里, 從甚麽地方偷渡過來等等. 那時候我甚麽也不懂, 也不敢要求聯絡家人, 只得在警署里呆等, 然後在第四天的早上在毫無先兆下放我們走. 正當我在茫然失措的心情下步出警署之際, 忽然撲出兩個人把我推上一輛的士. 我還未回過神來, 的士便已開走. 原來有些的士司機知道警署定時釋放偷渡客, 他們會按時在警署門外守候接載偷渡客往其家人處, 當然最重要的是會藉機敲詐. 一路上他們不斷詢問我家人的狀况, 如住甚麽地方, 做甚麽工作等, 大抵是先” 做定功課”, 按偷渡客的家境勒索. 到了我姐樓下時, 他們不准我落車, 只派其中一人上樓找我姐 ” 講數”. 其中的過程我至今仍不是很清楚, 我只知道幾經討價還價, 我姐付了五百元他們才肯放人. 七十年代初一般人的毎月工資大概都是幾百元之譜, 他們這程車資便相等於今天的萬多元, 其利潤不可謂不豐厚.
安頓下來第一件事便是攞身份證, 我還記得那時候的人民入境事務處設在中環德輔道中國際大厦(現已改名爲盈置大厦). 拿到臨時身份證那一刻我的心才總算安定了下來, 不用再擔驚受怕, 會被遣返回大陸. 隨後當然要找工作, 我的姐夫在中環一間頗具規模的餐廳工作, 他在飲食這一行算是有點人面, 理所當然地他介紹予我的工作也是餐飲類. 這當中我有另一重心思; 我從大陸偷渡來香港, 當然不希望重返大陸 (其實我在香港生活那幾年, 經常會做悪夢, 夢見自己被遣返回大陸, 醒過來後整個背脊都是冷汗). 香港是殖民地, 隨時會被大陸收回, 留在香港總覺得不安全, 我最終的目標是移民外國, 香港只是我移民外地的跳板. 我在國內已聽人家說中國厨師在外國很吃香, 我若做得成厨師, 將來申請移民肯定添加不少優勢, 因此當姐夫甫一提出介紹我往餐廳工作, 我便欣然答應.
我在香港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在灣仔一家名叫” 美國樓” 的餐廳做打雜. 做得打雜自然是甚麽事情都做, 下至清潔, 維修, 上至樓面, 厨房都是我在工作範圍之內. 七十年代灣仔仍是紅燈區, 酒吧林立. 美國樓是餐廳, 兼做外賣生意, 我很多時候要送外賣往一些酒吧甚至吧女的家里, 當中也曾受過不少引誘, 幸好那時候我的意志十分堅定, 我的目標是移民外國, 其他的一概不想, 這才抵得住誘惑. 現在回想起來, 假若我當時把持不住, 今天可能是另一個局面了.
我在美國樓工作了一年多的光景, 便轉往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帝后酒店做助理厨師. 爲了多賺點錢, 我那時候是一個人做兩更的工作, 即别人” 落場” 休息的時候, 我仍要開工. 為甚麽要賺這末多錢, 除了寄錢回家外, 我也得還錢予我姐(雖然她一再拒絕, 但我認為這是應該的), 另外我也想多儲點錢作為將來移民之用. 我為了移民, 可說是費盡心機, 首先我對英文是一竅不通, 但又不知從何學起, 剛好酒店有個熟客是英文補習老師, 我便央他教我英文, 結果是幾個月下來, 我從連ABCD都不知爲何物, 到懂得基本拼音, 進度可謂強差人意, 但這位補習老師的學費一點也不便宜, 他每個月所收的補習費差不多是我月薪的三分之一, 最後我覺得” 肉赤”, 才不再跟他學英文.
另外我也去唸了個海員課程, 七十年代香港的航海學校除了赤柱外 還有包玉剛的環球和邱德根的遠東. 我最後選擇了遠東, 主要是因為它的學費比較平. 為甚麽要唸海員課程? 不是因為我喜歡航海, 而是做海員可以名正言順的坐船往外國, 我打算找個心儀的國家, 抵埗後便跳船, 躲起來做黑市居民等大赦. 其實我畢業後連國際海員証都已拿到手, 並有計劃上船, 後來因為另一樁偶然讓我放棄了這個計劃, 不過這是後話了.
我在帝后酒店做了兩, 三年後, 因為朋友的介紹, 加上對香港的情況越來越熟悉, 膽子大了起來, 便膽粗粗的往外闖. 這段時間我做過小販, 和朋友合伙開過快餐店, 以及當地鐵挖隧道工人; 其中以挖地鐵隧道的印象最深刻. 我還記得我是負責樂富站的挖掘工程, 挖地鐵隧道的工作十分辛苦, 但工資卻很高(日薪約港幣一百五十元). 怎麽樣辛苦? 先不說要在攝氏三十多度的環境下灌漿和打釘, 更有甚者, 我們每天收工上地面前都要入減壓箱減壓, 以免返上地面後因氣壓驟變而產生後遺症. 你能想像每天放工時悶坐在減壓箱兩至三小時的痛苦？但這份工的工資著實高, 不得不跪地餵豬乸.
上文說過我計劃籍當海員之便, 找個心儀的國家跳船, 躲起來做黑市居民. 正當我準備將計劃付諸實行之際, 有天在街上遇上一位在英國開餐館的堂兄, 他知悉我的情况後, 建議不如他以聘請厨師的理由申請我往英國工作, 如此我便可堂而皇之地移民英國, 既不用跳船, 也不用躲起來做黑市居民. 他果然說得出做得到, 回英後不到三個月便爲我申請到工作許可證, 我亦在七十年代末赴英, 正式開展我人生新的章節, 實現了我移民的夢想.
我抵英的初期先在堂兄的餐館工作, 五年後我以一萬五千鎊的代價買下了一幢下鋪上居的外賣店, 如此廉宜的價錢是因為外賣店不論舖面抑或居所都甚為殘舊, 我只得一邊做生意一邊維修, 一星期做足七天, 每天工作十五, 六個小時. 如此拼搏的工作模式我的身體終於捱不住, 一天晚上我忽然胃出血, 如此嚴重的情况當然需要入院治理, 我在醫院過了一晚後, 翌日護士竟然跟我說這段時間醫生罷工, 恐怕在可見的將來都不會有醫生治理我, 並建議我回家休息. 當時我氣得金星直冒, 但也無可奈何, 惟有回家一面工作, 一面吃藥. 英國的生活和文化便是如此, 居是邦, 便只能以彼邦人的心態過日子.
如今轉眼間已是退休年齡, 我不是不想繼續做下去, 但捱了三, 四十年, 身體到底捱壞了, 想做也不行. 幸好現在仔大女大, 不用自己操心, 有空可返港及國內探親, 和家人鄉親相聚, 端的是百般滋味在心頭. 當年只穿著一條底褲泅泳來香港, 輾轉流落英國, 今天回鄉, 真有”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音無改鬢毛衰” 的慨歎, 唏嘘中, 一生已匆匆走過大半了.
富特是(Michael Foot)工黨1980年至1983年的黨魁, 他是個文化型政客，有高尚的情操, 但完全無法扭轉工黨走向沒落的危機。 富特一頭散亂的銀髮, 鼻樑上架著一副千度近視眼鏡, 身上永遠披著極平民化的丹奇夾克（donkey jacket）, 與戴卓爾夫人那個永遠一絲不亂的髮型, 和剪裁極得體的套裝, 兩人站在一起, 形象高下立見. 你若是選民, 會選一個形似怪胎教授的糟老頭做首相麽?
富特(Michael Foot)
卡拉漢(James Callaghan) 在1976至1980年間出任工黨黨魁, 並於1976至1979年間出任首相. 他的 ”5%加薪上限” 政策, 觸發「不滿的冬天」所引發的連串罷工, 讓工黨背負了三十多年的原罪, 可謂是工黨近代史上的最大罪人
卡拉漢(James Callaghan)
金諾克(Neil Kinnock)是工黨1983年至1992年的黨魁, 任內偕同黨內改革派，展開工黨改造的歷史工程，包括修改黨章與黨組織，增加務實派的代表權與發言力量；擴大爭取新中產階級的加入，修改工黨政綱等。 他任黨魁期間，工黨基本教義派對他的抨擊從未間斷，但他都身先士卒，一一面對並化解, 這除了有賴於他方向選擇正確外，其口才極佳，往往將反對派辯駁得體無完膚也非常重要
金諾克(Neil Kinnock)
史密斯(John Smith ) 在1992至94年間出任工黨黨魁, 他組織能力極強, 曾帶領工黨在地方選舉中大勝保守黨, 惜於1994年因心臟病離世
史密斯(John Smith ) 與貝利雅 (Tony Blair)
不知怎地, 離開英國的時間越長, 對英國的人和事的懷想便越濃烈, 也許感情像醇酒, 要長時間去發酵.
英國的大選已然塵埃落定了個多星期, 今天談論大選已是明日黃花, 没甚麽意義. 但工黨慘敗, 未來要多坐五年冷板凳, 做反對黨, 不僅黨內高層, 連帶一眾支持者心情都甚為沉重, 低落. 不要誤會, 我並末有打算在這里評論大選, 雖然這次大選的議題以及所帶出的問題比過去幾屆更多, 更複雜, 對英國的影響也更深遠; 譬如說蘇格蘭民族黨(SNP)的崛起, 至使蘇格蘭獨立的陰霾揮之不去, 而反移民的英國獨立黨(UKIP)得票率大增, 顯示英國人對移民問題強力反彈, 加上卡梅倫選前承諾會舉行脫歐公投, 在在都使得僅過半數的保守黨政府顯得壓力重重, 舉步維艱. 日後只要有幾個議員倒戈, 保守黨政府便會面臨不信任動議的危機. 總而言之, 我想這次大選不單没有解決問題, 相反地它將衍生更多問題, 比大選前增添更多變數.
但正如我開宗明義所說, 我並不打算在這里評論大選, 而是回顧歷史, 縷述我所記得的工黨人和事的前塵往事. 我是70年代末初抵英國, 甫到埗不久, 便遇上英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 影響最廣泛的大罷工 - “不滿的冬天” (winter of discontent). 這個大罷工對英國政壇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 末流所及讓工黨涉背負了三十多年的原罪, 所以很值得在此介紹此運動的來龍去脈:
自二戰以降，英國的工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然而此起彼落, 其工業和生產則持續疲憊，政府卻反其道而行, 實行福利主義政策使國家財赤大增. 長期的經濟不景加上工會坐大，左右政府施政，使英國步入1970年代之後國力更見衰落。 其實英國政府並非一面倒向工會, 即使工黨黨內亦有人對工會勢力迅速膨脹懷有介心. 1969年工黨政府時任就業及生產力大臣卡素爾（Barbara Castle）發表一份名為《免於衝突》（In Place of Strife）的白皮書，建議削弱和限制工會權力，但由於工黨的最大支持者來自工會, 白皮書很快引起以內政大臣卡拉漢 ( James Callaghan, 日後成為首相) 為首與工會關係緊密的派系反對，白皮書最終被迫擱置。 翌年，工黨政府在大選中被保守黨擊敗下野，到1974年的大選中再度勝出，威爾遜( Harold Wilson)第二度組閣，但仍走不出高失業和高通漲的困局，通漲率在1975年8月攀升至26.9%的超高水平。
面對國內的滯漲問題，工黨選擇與工會合作 (換句話說，即向工會投降)，並於1973底年與代表勞方的工會大會（Trade Union Congress）達成一項 「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 根據「契約」，工會大會將支持工黨上台執政，工黨政府則會推出自願性質的入息計劃，規定基層勞工的加薪幅度不可高於政府設定的上限. 工黨希望透過計劃為加薪設定一個上限，從而壓抑通漲，但「契約」只是個諒解, 沒有任何法律基礎。
工黨政府在1975年至1978年間正式推出入息控制計劃, 而工會大會理事會隨後通過了有關建議。 1976年卡拉漢接替威爾遜出任首相，同年工會大會通過了第二階段入息控制，新的階段以5%為加薪的基準。 其間工會曾作反彈,. 並於1976年9月舉行的工會大會周年大會上動議全面否决政府的入息控制計劃，恢復由工會自主的集體薪酬談判，但動議最終被否決。
1977年7月，時任財相丹尼斯•希利 ( Dennis Hailey) 公布了第三階段的入息控制，規定1977年至1978年的加薪幅度不得高於10%，但同意工會往後可以恢復自主的集體薪酬談判, 此政策得到工會大會的支持。 工黨政府的入息控制政策之所以得到工會支持，是因為政府同時以增加社會和公共開支等手段，帶動消費上升和穩住失業率。 惟自1976年底英鎊貶值，英國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會尋求發放23億英鎊特別貸款，工會擔心政府將被迫大幅削減公共開支；遂要求政府取消入息控制政策，恢復自主談判權。
工黨政府原本亦打算答應工會要求，可是屋漏又遭連夜雨, 1978年環球利率急升，政府財政緊絀, 迫使政府改變初衷，決定繼續推行入息控制以遏止通漲惡化。 1978年7月，財相希利宣布推出第四階段入息控制，規定由同年8月1日起，基層職工的加薪幅度不得高於5%，為期一年。 這個被通稱為「5%上限」的第四階段入息控制方案公布後，立即引起工會的強烈反響. 工會大會在同年7月以大比數表態反對新方案，要求恢復自主談判權。 事實上入息控制政策使國民實得工資在同期錄得13%的跌幅，但工黨政府仍然堅持落實新方案，此舉當然使工會非常憤怒，於是掀起了”不滿的冬天” 大罷工. 走筆至此, 我認為應該為卡拉漢說句公道話, 他在工會重重包圍下, 仍敢提出加薪幅度不得高於5%的政策, 可謂頗有guts. 他當然知道此政策一出, 即意味著與工會决裂, 但以英國當時的財政狀况, 一味順從工會只會走進死胡同, 遂把心一横奮起一博, 最終仍是斷送了自己和工黨的政治前途, 於此你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氣, 起碼他不是歷史學家所譏諷的”工會的傀儡”.
1978年9月，汽車生產商英國福特 (Ford)旗下約15,000名員工率先發動非正式罷工，表達對「5%上限」的不滿, 至 10月5日, 參與人罷工人數更驟增至57,000人。 福特其實有能力把加薪幅度訂於5%以上，但礙於政府的壓力不敢造次。 正當福特猶豫不決之際, 卻傳出另一汽車生產商佛賀 ( Hoover)與勞方達成加薪8.5%的協議, 權衡輕重後，福特決定冒著受政府制裁的風險，同意向勞方加薪17%，罷工行動遂於11月22日宣告結束。
與此同時，工黨在下議院的執政地位日益嚴峻，1976年的連串補選失利，導致工黨失去在下議院僅餘的三席的極微優勢. 形勢迫人下, 工黨實施了多項救亡措施; 如與自由黨(Liberal Party)結盟, 並以承諾增加北愛爾蘭地區的下議院議席數目，來拉攏傳統上親保守黨的北愛阿爾斯特統一黨(Ulster Union Party)支持, 但效果並不理想。 在無計可施下，工黨政府試圖與工會重修舊好, 提議放宽入息控制政策, 以換取工會在下次大選的支持. 雙方本來在原則上同意了一個較寬鬆的入息控制方案，但此方案最終被工會大會理事會以一票之差否決，標誌著工黨政府與工會大會的關係決裂.
合作既然告吹, 工會隨即施以顏色。 11月7日至12月17日，20,000名麵包工人率先發動罷工要求加薪，引起市場出現恐慌性搶購麵包，一度迫使政府需要實施臨時麵包配給制度。 緊接麵包工人的是受僱於英國石油和埃索的運油車司機, 他們在1978年12月18日宣布拒絕加班，爭取加薪18%, 到1979年1月3日，其他卡車司機在TGWU號召下與運油車司機分別發動非正式罷工，要求加薪最多20%。 罷工期間，全國不少油站被迫關閉，罷工職工還在主要港口和工場架起防線 (picket line)，阻礙其他員工上班. TGWU在1月11日宣布發起正式罷工，翌日又得到聯合道路運輸工會響應加入，導至全國80%的陸路物流服務和物資的運送受阻，期間超過100萬名英國職工被迫臨時停工。
若論”不滿的冬天” 罷工期間最具代表性的詞彙, 非首相卡拉漢的發言莫屬. 貨車司機工潮期間，首相卡拉漢從瓜德羅普(Guadeloupe)出席峰會後回國，在希斯羅機場 (Heathrow Airport) 被記者問到「面對國內目前日益混亂的局面，你會採取甚麼對策」的時候，卡拉漢回答說：“這是您的判斷. 我向你保證，如果你從另一個角度看, 也許你目前的眼光頗為狹隘. 我不相信世上其他人都認為這裡的局面日益混亂” ( " Well, that's a judgment that you are making. I promise you that if you look at it from outside, and perhaps you're taking rather a parochial view at the moment, I don't think that other people in the world would share the view that there is mounting chaos.”). 翌日小報《太陽報》(The Sun )立即以頭版篇幅刊登報導，並配以以下的大標題：“危機？甚麼危機？（Crisis? What Crisis?）”, 大標題下還加上了副標題：「鐵路、貨車、就業亂局 - 但占姆卻責怪傳媒」("Rail, lorry, jobs chaos—and Jim blames Press")，諷刺卡拉漢” 離地”, 對國民的水深火熱毫不關心.
繼私人機構後，仍受政府「5%上限」制約的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職工也相繼以罷工手段爭取大幅加薪。 火車司機及消防員聯合會和全國鐵路職工工會旗下的火車司機在1月初發動24小時罷工，迫使政府答應他們的加薪要求；皇家護理學院也要求護士加薪25%, 連串罷工行動最終導至1979年1月22日公營機構全國「行動日」（Day of Action）的大規模罷工，參與者包括醫院雜工、垃圾收集工人、學校助理、機場員工、甚至是挖墓工人等公營機構基層職工，人數多達150萬人。 參與者在當日除了發起24小時罷工外，還發起遊行，要求政府立法制定每周60英鎊的最低工資和引入以每周35小時為上限的的最高工時. 其中，倫敦的示威人數達十多萬人. 這次全國性罷工在寒冬下進行，學校被迫關閉，公共服務癱瘓，大罷工對國民的日常生活構成嚴重影響。
情况有多嚴重? 且看以下例子: 倫敦垃圾收集工人在1月22日發起罷工，致使市內部份地方垃圾堆積如山。 由於存放垃圾的地方有限，部份地方當局被迫把垃圾堆放在公園和其他空曠地方。 當中，倫敦的西敏市(Westminster)議會徵用位於西區市中心的萊斯特廣場(Leister Square)作為臨時指定的垃圾收集場，廣場內頓時堆滿一座一座的垃圾山，被外界嘲諷為「潰爛廣場」（"Fester Square"）. 此外救護車司機的罷工使倫敦 (London)、西密德蘭(West Midland) 、卡迪夫(Cardiff)、格拉斯哥(Glasgow)和蘇格蘭等地區的救護服務受到嚴重影響，期間罷工職工甚至拒絕接聽999緊急求救電話. 在罷工的高峯期, 全國約2,300家醫院當中，只有一半仍能提供緊急醫療服務. 當中最離譜的個案包括; 癌症病人被把守在醫院封鎖線外的罷工職工拒絕進入醫院接受已預約的必要專科治療. 利物浦(Liverpool)和曼徹斯特(Manchester)則出現遺體無人埋葬和積壓的問題, 至使利物浦市議會被逼在市郊斯皮克（Speke）租用一座工廠臨時存放遺體。 利物浦市議會曾考慮海葬,讓死者家屬自行挖墓，以及動員軍隊協助挖墓等應變措施，挖墓工人最終接受加薪14%的安排, 才平息了這場危機. 。
「不滿的冬天」所引發的連串罷工，使工黨政府的支持度大幅插水, 為了挽救下屆大選, 工黨政府與工會高層匆匆達成和解協議，並於2月14日聯合發表《經濟、政府、與工會責任》（The Economy, the Government, and Trade Union Responsibilities）的協議書，試圖挽回業已破滅的形象 (其實工會也意識到廣泛的罷工已然嚴重破壞英國人民的日常生活，也激怒了他們，所以工會也想籍此重建自己的形象和信任)。 協議書除了承諾政府與工會合作在未來三年內設法把通漲率降至5%以下、又答應每年會按經濟評估以決定增薪幅度. 由於工會高層未能有效控制由職工自發的非官方罷工，連串的罷工遲至月底才大致平息。 可是，不論卡拉漢的工黨政府如何修訂入息控制政策，英國國民對工會專橫跋扈, 以恣意罷工的手段要脅政府的做法深痛惡絕, 並決定以選票懲罰工黨和工會. 「不滿的冬天」發生前，工黨政府的支持率原本高於在野保守黨，當時輿論大多認為如果在1978年夏季舉行大選，工黨將能順利擊敗保守黨。 可是，卡拉漢在1978年9月宣布不會在短期內舉行大選，使工黨政府錯失連任的大好機會。 工潮爆發後，工黨的支持度隨著「不滿的冬天」愈演愈烈而急瀉, 至1979年2月, 保守黨支持度大幅拋離工黨20%。
「不滿的冬天」高潮期間，保守黨黨魁戴卓爾夫人(Mrs Thatcher ) 已明言誓必制約工會的權力，從而贏得不少民心。 卡拉漢政府的不信任動議通過後，保守黨進一步作出減稅和鼓勵個人置業等承諾，又喊出「工黨沒有效用」（Labour isn't working）的口號，務求使廣大選民一再回憶起「不滿的冬天」期間罷工連連和公共服務停頓的混亂局面，把工黨政府塑造成種種問題的始作俑者。 1979年5月3日舉行的國會大選，在野保守黨順利擊敗執政工黨，在下議院取得43席多數優勢，戴卓爾夫人遂成為英國歷史上首位擔任首相的女性；此後保守黨連續執政長達18年. 她在1990年辭職後，由時任財相的馬卓安(John Major) 升任首相，至1997年大選才被工黨的貝利雅 (Tony Blair) 以 ”new Labour” 的口號成功洗底, 擊敗保守黨重奪執政黨地位.
之所以花這麽長的篇幅來介紹「不滿的冬天」, 是因為此次大罷工對英國政壇往後的二, 三十年有著極大的影響, 最立竿見影的效果是將戴卓爾夫人送進唐寧街10號首相府 , 而她的施政方針戴卓爾主義(Thatcherism)至今在英國政壇仍極具影響力 . 戴卓爾主義簡而言之是右翼資本主義; 對內打擊工會，推行國營事業私有化和自由市場經濟，扭轉福利主義傾向；對外出兵收復福克蘭群島，重振國威。 一言敝之, 戴卓爾主義即為 ”Everything that the winter of discontent is not”. 戴卓爾主義的崛起, 全賴「不滿的冬天」所賜, 戴卓爾夫人固然是英國近代史上最出類拔萃的政治家, 但没有「不滿的冬天」, 英國民象眾不會對工會和工黨如此深痛惡絕, 戴卓爾夫人在推行政策和政制改革時不可能來得如此得心應手, 從而名垂青史. 歷史人物除了能力外, 更需要際遇的配合.
話得說回來, 在芸芸英國政治人物當中, 戴卓爾夫人固然是我最敬佩的人物, 然而自她以降, 保守黨即無以為繼. 她的繼任人馬卓安出身銀行, 以財相之位” 冷手執個熱煎堆” 進而拜相,
但卻改不了其掌柜微小而慎的性格, 既打不開局面 (無法阻止保守黨內部出現分裂), 又走不出戴卓爾夫人的龎大身影, 結果連任一屆後, 在1997年大選中率領保守黨慘敗於工黨的貝利雅, 遂即黯然下台. 其後的幾個黨魁 William Hague, Iain Duncan Smith 和 Michael Howard 皆面目模糊, 寂寂無聞, 直至卡梅倫(David Cameron) 上場 , 趁工黨在經濟危機和政治醜聞的雙重打擊下帶領保守黨險勝，但仍未能取得過半數議席, 惟有與自民黨組成聯合政府. 而剛過去的大選, 保守黨雖然取得過半數議席, 但只是些微大多數, 日後稍有差池, 即會陷入不信任動議的危機. 卡梅倫跟馬英九, 奥巴馬相類, 屬於” 奶油小生” 一族, 外型乾淨討好，但卻中看不中用，不是開創局面的人物.
反觀工黨, 黨內標誌性人物皆有其可觀之處. 彭東尼(Tony Benn) 是我偶像不用說了(我早前在彭東尼逝世後寫了篇博文紀念他, 網友諸君若有興趣可溜覽翻閱). 其實從卡拉漢以降, 工黨的幾任黨魁都甚有個人風格. 接替卡拉漢成為工黨黨魁的是 富特 (Michael Foot). 富特是黨內的温和左派, 他出身記者, 對政治和社會事務有異常敏感的觸覺, 二戰前曾著書大力批評保守黨張伯倫政府所行的綏靖政策. 戰後他轉往《每日先驅報》工作, 《每日先驅報》是工黨的機關黨報，富特在那裡當專欄作家，並順理成章地代表工黨參與1945年大選，並成功當選為下議院議員。 富特的立場雖然反共, 但卻對西方國家介入韓戰的手法深表不滿 , 此外他對英國政府介入蘇伊士運河的行動，以及蘇聯瓦解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加以抨擊, 凡此種種可以看得出富特的頭巾氣, 有救萬民於水火的書生本色. 60年代他大部份時間做黨內左翼反對派系的後座議員, 不時發表具震撼力的演說, 如反對政府限制移民定居、反對英國加入共同市場、反對有關改革工會的行動、以及強烈譴責蘇聯介入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等, 都很具爭議性.
工黨政府在威爾遜帶領下於1974年3月重新上台執政，富特遂獲委任為就業大臣。 1976年，威爾遜宣布辭去首相一職，富特隨即宣布競逐黨魁之位, 卻被卡拉漢擊敗, 富特當選副黨魁，同時出任下議院領袖之職. 工黨政府在1979年大選大敗給以戴卓爾夫人為首的保守黨而倒台，富特在1980年成功擊敗丹尼士•希利 (Denis Hailey)等人，接替卡拉漢為工黨黨魁. 其實富特出任工黨黨魁時已年屆67，身體狀況差，但工黨卻危機重重, 他根本没有能力處理。 在他上任後不久的1981年，工黨內的四名右翼骨幹人物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雪麗•威廉斯（Shirley Williams）、大衛•歐文（David Owen）與威廉•羅傑斯（William Rodgers）(傳媒戲稱之為” 新四人幫”)自組社會民主黨 (Social Democrat Party) ，與工黨脫離關係。 黨內方面，左翼領袖彭東尼執意在1981年挑戰希利的副黨魁地位，富特苦勸不果， 最後希利以極些微的票數擊敗彭東尼，保住副黨魁地位, 但工黨內部分裂已然表面化。 富特在任內的囗碑其實不差，如他在1982年福克蘭危機中，於下院發表支持立即出兵的精闢言論，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同, 但相對於戴卓爾夫人近乎咄咄逼人的犀利, 富特言詞甚為木訥, 因此在議會內的質詢往處於下風, 讓人覺得他被戴卓爾夫人壓得透不過氣來. 到1983年大選，工黨推出了一個史無前例地帶有濃厚社會主義色彩的競選政綱; 當中包括廢除上議院、脫離歐洲經濟共同體、實施單方面裁減核武、提高個人稅款，以及引入甚具干預主義性質的工業政策。 雖然這個近乎自殺的大選政綱獲得不少如貝利雅 (Tony Blair) 和白高敦( Gordon Brown) 等新進年輕工黨國會議員的支持 (有趣的是，他們日後都分別成為首相，並早已放棄這種極左政策)，但英國人初嚐戴卓爾主義的甜頭, 加上 「不滿的冬天」陰影猶在, 如此左傾的政策怎會得到支持? 結果在大選中大敗於保守黨。 未幾富特宣布辭任黨魁，並由金諾克 （Neil Kinnock）接任。 我的結論是, 富特若當初没有棄文從政, 他的成就可能會超越一個弱勢在野黨的黨魁.
金諾克是我另一位心儀的政治家. 他最讓我敬佩的是他那股 “成功不必在我, 成功必需有我” 的精神 。 金諾克在1983年10月出任工黨黨魁可謂臨危授命，其時工黨剛於大選中慘敗, 黨內人心散渙, 士氣低落，金諾克的首要任務是復興工黨, 重振60年代的光輝. 金諾克接任黨魁後，首先致力於工黨的組織改革和現代化建設。 他力排改革阻力，建立中間偏左聯盟。 在此基礎上，通過漸進改革，恢復黨內高層的控制權 (此前工會對工黨有很大的 ” 話事權”)、擴大黨內民主並調整工黨與工會關係, 使工黨從一個領袖無權威、黨內無民主、宗派林立、內訌不已的黨，轉變為一個富有凝聚力、戰鬥力，組織有序的黨, 這是工黨實現振興的關鍵一步。 另外他也大力調整工黨的意識形態和政策; 工黨由盛而衰，最大原因在於其傳統理論、政策和民情脫節不能適應英國社會變化了的新現實，不為中間階層選民所接受。 金諾克對所有制政策、市場政策、宏觀經濟政策、福利政策、歐洲政策等都進行了全面的反省與調整，摒棄過時的綱領，致力於構建一套既順應時代發展要求，又為英國主流選民所認同的新的理論、政策，從而增加了選民對工黨的信任度。 他於1992年辭任黨魁，經過短暫過渡後 (中間1992至94年由史密斯(John Smith ) 出任黨魁, 1994年因心臟病離世)，黨魁之位交到了徒弟輩的貝利雅手上。 貝利雅由於擁有俊朗外型，加上工黨已完成改造而衍變成為新工黨，並於1997年大選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其後大選中三戰三勝，工黨得以連續執政13年, 至 2010年才被保守黨擊敗, 掀起新一輪的政黨輪替.
金諾克智慧及膽識超群，他敢於抱著破釜沈舟，甘冒眾怒，奮力改造工黨, 致使原本已瀕臨末路，“不可能再選得上”（Unelectable）的工黨在他手上復興。 以中國歷史語言來說, 金諾克可謂英國工黨中興的第一功臣. 可惜的是他生不逢辰，在工黨最衰敗，包袱最大的時刻臨危受命，他靠著智慧和膽識，完成了改造工黨以及改造國民對工黨的印象這兩項艱巨的任務, 卻無緣享受到成功的果實(當不成首相)，但他在英國政壇上的地位是無庸置疑的.
政治人物都有個致命的弱點, 即 ” 一入侯門深似海”. 他們一旦正式執政, 便不得不扭曲原則來遷就政治現實, 此所以我為何如此” 迷戀” 彭東尼, 他最終當不成首相, 亦惟其如此, 他才可以以在野之身, 憑其獨到而敏銳的眼光月旦政事. 事實上以上幾位工黨大老如富特, 金諾克, 以至史密斯特都胸懷大志, 且能力及才情都在其保守對的同儕之上. 可惜既生瑜何生亮, 他們的政治生涯與戴卓爾夫人重叠, 不得不在戴卓爾夫人的龐大身影下苦苦挣扎, 以致壯志未酬, 但這卻成就了他們的歷史分量. 反對黨便好似一帖清凉劑, 一面照妖鏡, 把執政黨的種種問題挖出來放在公眾的目前. 當然這還要看反對黨的功力,; 8,90年代工黨黨魁們都有這個能耐; 富特以記者敏銳的觀察力論政, 金諾克則以大開大闢的魄力, 一面改革工黨, 一面監察政府的施政, 雖然未竟全功, 仍教人心生敬意. 日後工黨執政, 貝利雅較為滑頭, 但白高敦出身教書先生, 自有其可為可不為的底線. 無論如何, 上述人物都已隱入歷史, 然而他們於我來說是一縷縷眷戀縈繞心頭的芳香, 甚至成就了一個階段的成長. 今日工黨仍被 ”Labour isn’t working ” 的魔咒緊箍著 (Labour isn’t working是保守黨 1979年的競選口號, 也是一句很聰明的相關語, 既可說是” 工黨不行”, 也可說是” 工黨攪到你冇工做”) . 選民一天忘不了這個魔咒背後那一段痛苦歷史, 工黨很難全面翻身. 也許, 這次輸掉了大選, 讓工黨孕育出另一個金諾克, 帶領工黨多來個翻天覆地的大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