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叔

我很喜歡聽一些前輩講述他們生平的故事，其實像我這個年紀，前輩已所剩無多了。幾年前寫過蓮香阿伯，也寫過成哥，他們的故事，都是典型香港上一代奮力求生的寫照; 從一窮二白，赤手空拳的打拚出自己的一片天。誠然他們不是什麼大人物，沒創造出什麼豐功偉績，但其經歷卻甚是迷人，起碼在我眼中來看驍有趣味，他們的人生和香港的發展緊密的連結在一起，而他們的經歷，正是香港最真實和最地道的歷史.  我不想很文藝腔的説甚麼香港之所以有今日的成果，全賴他們拼手扺足，血汗和淚水堆砌而成，然而在香港發展，騰飛的過程當中，肯定有他們的足印，這便是足夠了.  五六十年代香港的經濟甚為貧乏，他們沒日沒夜的工作，賺錢只為糊口，也沒有什麼理想目標，他們的希望也只是很卑微的兩餐一宿， 七，八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港人的生活逐漸得以改善，他們的目標遂從基本的溫飽進而提升為成家置業，找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以致開展自己的事業.  成功人士物的故事我們看得太多了，我倒是對普通小人物的生平故事更感興趣。



本文的主角是連叔，連叔是假名，因為我沒有徵求過主人翁的同意，不知道他是否願意把自己的生平公開，故此以假名來保護他的私隱。一如既往，為了行文的方便，我以第一人稱來敘述連叔的故事。我是三十年代中出生於廣東省南海縣，南海縣今天已升格為南海市，但七, 八十年前所謂的南海縣其實是一個很偏遠而貧瘠的小地方，人們一般都以務農維生，我父親便是一個雇農.  說雇農其實都已經是是抬舉了他，說得白一點他只不過是個散工，他沒有自己的田地，只是幫有田的農夫們耕種。農忙的時候便下田耕種，到了秋收之後，田裏不需要人手，他便到別處打散工，有時候為農民將農作物推往墟市賣，有時候則在附近的雜貨舖幫手搬貨和送貨，偶爾甚至會去碼頭當苦力，總之那裏需要工作，他便去那裏。然而父親在我童年的時候便已去世，所以我對她的印象不是很深刻，記憶中他是個黑黝黝，身材矮小的人，估計那個年代的人大部份因為營養不是很好，所以不會長得很高大.  至於黑黝黝，相信是因為他經常下田，在陽光之下暴曬的緣故吧。因為家貧，所以我其實沒有怎麼讀過書，童年的時候曾在私塾旁聽過一段很短的日子，但因為沒錢交學費，所以很早便輟學了.  沒書讀我也不覺得有什麼問題，一是大部份的同齡的朋友都沒有讀過書，二是家境貧困，我一早便知道沒有機會讀書，也不知道讀書的好處。我很小的時候，大概七八歲便開始落田，負責的工作包括幫手插秧，打谷，揀米等，總之一個成年人農夫要做的事情我都要做，會做，所以你可以說我的第一份工作便是農夫。



我父親雖然死得比較早，但像當時一般的家庭一樣，他的繁衍能力很強，故此我的兄弟姊妹比較多，他們也和我一樣，年紀很小的時候便要出外打工，所以我和兄弟姊妹的感情不深，只是年青的時候因為要到處謀生，因此我偶爾會跟我的兄弟外出找工作，這是我唯一和兄弟們相處的時光。與其說是打工，倒不如說是做雜工，總之能找到份工作賺錢糊已是不錯。我的哥哥們經常去佛山，順德等地方打工，所以我年青的時候都經常遊走這些當年較為繁盛的市鎮，由於這些地方經濟比較發達，找工作一般都不難，不過我能找到的大多只是短期工，一般都是在農曆年前兩三個月雜貨舖需要一些雜工來幫手搬運，這才雇用我們這些年輕力壯的小伙子搬貨，過了農曆年，生意比較清淡，便會辭退我們.  總之我的童年和青年時代，都是在渾渾噩噩的情況下渡過。



說到我的童年，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回憶。我記得我小時候正值日軍侵華，我們南海縣也被日軍佔領，然而因為我們住在鄉下，窮鄉僻壤沒有什麼經濟和政治價值，所以根本沒有日軍進駐，平日很少見到蘿蔔頭。我記得在日佔那幾年，每年都會看到幾次日軍進村，但情節並不像電影或者電視劇那麼戲劇化，他們沒有什麼殺燒搶的行為，只是簡簡單單的在村裏面轉個圈，詢問一下有沒有什麼可疑的人物出入便離去.  可能那個時候我還是個小孩子，不懂得害怕，我甚至會遠遠的站在一旁看他們，小小的心靈反而覺得他們穿軍服很是威風，內心也沒有什麼國仇家恨的概念。鄉下人嘛，總之生活的目標便是兩餐溫飽，管他什麼國軍日軍。



我生命的轉捩點其實來得十分偶然，如上文所述，我渾渾噩噩的過了大概十七八個年頭，直至18歲的時候，我仍然是一個兼職的農夫，散工，對自己的未來沒有什麼想法，更遑論理想。有一天住在我家隔壁的一位任職巡城馬（我相信八，九十後的小朋友對巡城馬這個名詞十分陌生，更遑論知道巡城馬的工作性質.  所謂巡城馬其實集郵差，速遞員，匯款員等職務於一身，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各類型的民生服務仍然處於十分原始的階段，一般人要寄信，匯款都不懂得或者不敢去郵局或者銀行，於是衍生出巡城馬這個職業。所謂巡城馬其實是個人跑單幫，穿梭於各城市鄉鎮之間，為人傳遞信件，包裹，甚至現金.  當然巡城馬除了要眉精眼企外，也要讓人信得過，所以不是人人都可以當巡城馬，一般來說這些工作大多是世襲，或者長輩將職位傳給後輩，普通人是很難入行）的長輩來我家坐，看見我快到20歲，仍是一事無成，便問我有沒有興趣去香港打工和發展.  那會兒我對香港一無所知，自己無一技之長，也不知道去香港可以做什麼，但反正在鄉下也沒有什麼牽掛，加上家境也著實十分貧困，說得白一點便是有一餐沒一餐的，所以在無可無不可的情況之下，便決定跟他往赴香港。  離鄉別井雖然是件大事，我倒也沒有什麼感覺，反而是母親比較捨不得，臨行之前塞了一點小錢給我，還殷殷的叮嚀說，如果着實混不下去便回來吧，在家裏面總有番薯吃的。這番話我至今仍記得很清楚，每次想起心裏面還是䁔暖的。



我初到香港，在一個遠房親戚賣鞋/做鞋的舖頭落腳，他是一間鞋店的夥計，所以順理成章地我便成為舖頭的打雜和學徒，由此之故我第一個學的專業便是做鞋（現在回想起來，其實我算是很幸運，當年不論做任何行業，茶樓，戲院或者藥材舖都要有舖保，為什麼要舖保?  因為老闆們怕雇員穿櫃桶，所以要鋪頭保證這個人的品格和清白，那個時候我初來埗到，可謂舉目無親，那有什麼舗保，幸好我的遠房親戚是這間鞋舖的夥計，這才免卻舖保.  此中還有一個問題，那時候有個不明文的規定，所有學徒都要將薪金上繳（美其名是孝敬）給師傅.  那時候我每個月大概有$100的工資直接落袋，其實已經算是很不錯的了，我想主要得力於我那個遠房親戚的幫助, 為我爭取到免上繳薪金給師傅的特權.  時至今天，每次我想起他我都覺得很感激）。鞋店位於上海街， 五十年代初上海街其實很是興旺，滿街都是賣日用品，海味，結婚穿的裙褂，酒樓等舖頭和商店，熱鬧非常，像我這樣一個來自窮鄉僻壤的小夥子，看見滿街五光十色的商舖，感覺又是新鮮，又是興奮。差點忘記告訴你，我來香港第一天最深刻的印象，是香港的米飯是白雪雪的，入口輭滑無比，比大陸那些滲着沙石的糙米好吃得多了。另外我覺得當時香港非常現代化，晚上到處都是燈火通明，即使很晚街道上行人都是熙來攘往的，比在國內一到晚上到處都是漆黑一片，簡直是天壤之別。



你會以為我落腳的地點是鞋舖，我便會以做鞋作為我的終身職業？那便錯了，我的人生的另一個交叉點來自兩三月之後的某一天，不知道為什麼，我的生性比較喜歡潔淨，我總覺得做鞋比較骯髒污糟，而且做鞋皮的牛皮氣味很難聞，我在鞋店的幾個月學徒生涯讓我覺得很難受。順帶說一句; 那時候的鞋店所出售的鞋大多是自己工場本地製做的.  那年頭除了百貨公司，沒有鞋店是賣來路鞋的.  那天有個世伯知道我來了香港，到鞋舗來探我，問我在香港的生活過得如何.  我便向他訴苦，說自己不喜歡做鞋，我的世伯和別人合夥開了間洋服舖，舖頭剛好在鞋店的對面，他問我有沒有興趣學做洋服？我一聽之下便立即欣然答應，第一我覺得裁縫比鞋匠高級很多，另外做洋服肯定比較乾淨，環境也比較舒適，所以我想也不想便答應了他，第二天便向老闆請辭.  還好鞋店的老闆十分通情達理，也沒有怎麼樣為難我，如此這般之下我便從一個鞋店的學徒，變了裁縫的學徒。



我相信很多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做學徒的生涯著實不足為外人所道。頭兩三年師傅根本不會教你什麼東西，學徒的最主要工作便是清潔，煮飯，為師傅做一些跑腿的工作，即使師傅賞識你，願意讓你上枱，你都只能做一些非常微末的事情，譬如買布料，為客人度身，總之不會教你怎麼樣剪紙樣，更遑論縫製西裝。我是從第三年開始正式上枱，我相信我是比較幸運，碰到幾個肯教徒弟的裁縫師傅，他們雖然都是比較傳統，日常都是叱罵我們，但卻真心的願意教導我們，學剪裁的時候，他們除了詳細的告訴我們裁衣的竅門外，甚至會落手落腳的教我們怎麼樣去接合縫口, 釘鈕門，讓整件西裝看起來貼身，以及更能顯出穿著者的線條和身形.  我雖然比較愚笨，但幾年下來在師傅的浸淫下，我慢慢變成為一個合格的裁縫，並在六十年代初便正式學滿師，成為一個可以獨當一面的裁縫。



成為正式裁縫之後，我在原來的洋服店多工作了兩年，一則我性格比較沉實內向，不喜歡冒險挑戰，二來老闆也待我不錯，所付的薪水也讓我頗為滿意，所以沒有想過跳槽或者另立門戶，然而因為收入穩定，便有着成家立室的念頭，這時恰巧有個同鄉介紹了一個同是來自南海的女孩子給我認識, 她是隨着姐姐來香港，為的也是希望能夠找到更好的生活。我們見面其實可算是傳統的相睇; 我同鄉帶着我，女方則由姐姐陪同着，雙方在酒樓見面.  老實說我也沒有什麼很大的期望，只要對方身家清白，品性平和便好，之後我們便開始拍拖，其實所謂拍拖都只不過是看場電影，或者去公園逛逛，經過一年多的交往，雙方都對對方的品性感到滿意，便開始談婚論嫁。我們的婚姻便是那個時代的寫照，你可以說我們是自由戀愛，但其實也算是在半個媒酌之言之下進行的.    我們在六十年代中結婚，開始的時候我們是住在新填地街的板間房，板間房其實和今天的劏房差不多，只不過是共用廚房廁所罷了，居住環境當然比較擠迫，但那個之後大部份家庭都是如此，我們也不覺得怎麼樣，幸好過不了兩年，便申請到公屋。我在七十年代初搬入坪石邨，住到今天，能在公屋安居樂業，我其實是十分感恩的了。



回頭說我的事業發展，我在學滿師之後仍然留在原洋服店多工作了兩年，七十年代香港經濟發展迅速，對洋服的需求甚為殷切，有朋友見我是算是個熟練的裁縫，便慫恿我出來開洋服工場; 洋服工場簡單來說便是按照各洋服店為客人度身訂造的尺寸縫制西裝，那時候越戰仍酣，每當有美艦訪港，除了酒吧應接不暇外，洋服店的生意也十分火紅，很多美軍由於不知道自己明日會否戰死沙場，所以用錢非常豪爽，到洋服店訂購西裝，一做便是兩三套，而且從不講價錢，很多洋服店生意滔滔，我們這些西裝工場便應運而生，生意應接不暇.  為了應付繁忙的生意, 我便開始招收學徒，幫手縫制西裝，情況年前我初進洋服店一樣，不過那時候沒有工場制度，每間洋服店都有自己的所謂縫製部門，今天則是一個工場供應多間洋服店而巳。 那時候我收了不下十幾個徒弟，他們當中有些自立門戶開了洋服店，有些則跑大陸開工場，滄海桑田，大部份都做得不錯，他們今天有些還有和我有聯絡，新年期間來我家拜年，甚至請我外出飲茶, 讓我覺得老懷大慰。



時光荏苒, 轉眼便來到八十年代，那會兒香港經濟騰飛，百業興旺，但我的洋服工場的生意反而每下愈況，這箇中有兩個主要原因; 第一是越戰結束，美國大兵不再來港，少了這班豪客，生意自然一落千丈，另外國內逐漸開放，很多工序開始北移，一些先知先覺的人開始將工場搬上大陸，由於人工低廉，他們可以用以非常廉宜的價錢搶生意，我的工場在苦撐多兩三年之後便不得不結業.  結束了工場的業務後，我開始在尖沙咀一些洋服店掛單，生活總算無憂，可是福無重至，禍不單行， 八十年代中某日一個"老友" 到訪，建議和我合股開洋服店，他的意思是與其打工為人賺錢，何不自己開舖頭做老闆? 我給他說得心動，遂傾盡所有積蓄在尖沙咀開了間洋服店，怎知這位朋友根本醉翁之意不在酒，洋服店開了不到一年他便露出原形，把店內所有的現金捲走不在話下，更以洋服店的名義向外借了幾筆款項，因為我是股東，所以不得不承擔責任以及債務.  這個打擊讓我一蹶不振了好一段日子，但為了還錢和維持家計，不得不拼命工作，我在家開設了工場，以低價承接縫製西裝的工作，另外還要日夜奔波向朋友借錢還債，心理壓力之沉重可想而知。我如此埋頭苦幹了三幾年才將所有債務還清，還幸那時候我的子女已經出身在外工作，不需我供養之餘還不時給我錢，幫補家計和還債。我在想，換了是今天的年青人，還有這樣重的家庭責任觀念嗎？我想自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我在這件事情中得到的教訓是，不管環境如何惡劣，只要家還在，一切都仍是安好的。




今天我已是垂垂老矣，亦已退休多年.  老實說，想不退休也不行，一是大環境的轉變，除了頂級的洋服店外，絕大部分其他洋服店的西裝都是在國內的工場裁剪和縫製，那還有香港工場的立足地? 另外自八十年代開始，一般的上班族大都喜歡買現成的西裝，不會去洋服店做西裝，一是貪現成的西裝比較便宜，更重要的是款式比較新穎和貼近潮流，適合年輕人的口味，因此香港的洋服工場自九十年代開始便差不多全部銷聲匿跡。退休後我經濟環境當然並不富裕， 還幸我住在公屋，老人家嘛，平日的使費也不高，我憑着微末的積蓄，加上政府的高齡津貼，自問自己活得不錯，其實已經算是很感恩的了。回望前半生，我很年輕的時候來香港生活謀生，不知是禍是福?  我很多國內的親戚因為政府和發展商收地，得到頗為豐厚的賠償，現在生活比我富裕得多，但我覺得不可以這樣比較，我想自己若留在國內，真不知道能否捱得過六七十年代大陸甚為貧困和艱苦的日子.  我記得那年頭我也曾經省吃儉用的每個月都寄包裹回鄉下去接濟親朋戚友，我肯定他們那個時候的生活很不好過，所以凡事都要兩面看.  今天我的物質生活雖然並不豐盛，但總算不用憂柴憂米，有瓦遮頭，生活也很有保障，以我這個生於三十年代，經歷過四，五十年代連吃碗白飯都是奢望的老柴來說，真的沒有什麼怨言了.  人貴知足，感恩，你說是不是？